怎样看待老子与道家思想里的消极因素
发布网友
共2个回答
热心网友
说消极或者积极
得有方向
比如我要向东
那东风就是消极因素，西风就是积极因素
如果我要往西，就反过来了
道德经，是前辈的人生经验
我们借鉴吸收，自然是以开放的心态，各取所需，互相印证
不应该自是非他，互相攻讦
再者，老子是孔圣人心中的龙一样的男人，
以我们的智慧，学习且难，评价更难。
道家思想，是几千年不断实践、总结、完善一整套理论
评价起来就更难了
夏虫不可以语冰，我们想客观评价这些，得先登上峰巅，活过冬天
热心网友
夏禹建立了“父传子，家天下”的君主独载*制度之后，就不会实行爱民、亲民、以民为本的治国之策了。这是因为，家天下的*统治，从根本上就违背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原理。执政者为了私利，首先就将自己放在了一个与全国黎民百姓争利益的地位上，而且是用手中所掌握的治国大权来同老百姓争利益，这种掌权者，客观上就已成为人民的公敌。这样，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同性相斥的矛盾与斗争关系。统治者要与人民争利益，就必然要任人唯亲，而不会任用贤能，其目的就是保住自己的权位。为了这个目的，就要采取制度性的措施为组织保证，分封家族成员、亲信为朝庭要害部门大官、为小国诸侯、为地方官，千方百计地役使和盘剥人民。
掌权为私利，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自己的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夏禹就要鼓吹“君权神授”思想。将他自己炮制出来，为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思想，为自己的奴隶*统治做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以达其奴役之目的，就是历史的证明。夏商以来各个朝代，莫不如此。所以，老子就不赞成爱民，而主张“役民”。只是，他并不将此直说出来，而编造理论化的说词，将其“役民”观点披上一层神秘的理论外衣罢了。如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①爱民治国，能无知（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②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①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②老子是懂得阴阳相对观点的，但在宣扬他的“役民”理论中，就进行诡辩了:首先，在中国古典哲学理论中，“天地”是作为一个客观自然规律的名词，自然规律是无思想意志的，因而，自然规律可以使植物、动物、人类生存，也是降灾可以使他们死亡的，这里并不存在“天地”——也就是“道”将万物“为刍狗”还是“为圣贤”的问题。由此推论出作为人的“圣贤”将“百姓”当作“刍狗”对待的问题。这是故意制造逻辑混乱而做的一种曲说。
同样，治国者为君、为阳，接受社会统一治理的百姓，就为民、为阴。阴与阳的关系是一种互为感动、互为交流思想意志、互相渗透、互为依存、互为己根的关系。治国者只有受民、亲民，思民之所思，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危，才能得到人民衷心的拥戴，人民也才能爱国忠君。所以，治国者只有懂得爱民，才是真正地爱惜自己的权力与地位。在中国的历史上，一直是将能够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能够给人民以智慧和带来幸福者，才称之为“圣人”的，岂有“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的道理？而老子之所以作如此诡辩，就是反对治国者要“爱民”的思想，就是要宣扬他的愚民理论。正因为如此，他就对“受民治国”提出否定性的一连串质问:“爱民治国，能无知（智）乎？天门开阖，能无雌乎？明白四达，能无为乎？”因为，老子所强调的，是与轩辕黄帝完全相反的一种理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并且将它的这种歪理还当作了一种判断天下是非的“稽式”，谓之“玄德”，然后就又自夸:“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这里，只有这“与物反矣”的自我评价是对的——与正常事物之理相反！
至于其“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的话，则是将其为君主*统治者出谋划策、将黎民百姓当作杂草与猪狗的面目暴露的一清二楚！
爱民者，民恒爱之。所以，历史上，人民就称颂轩辕黄帝的历史功德；惧民、愚民、役民、害民、将人民当作杂草与猪狗者，历史将其政称作*、称其君为暴君，何“圣”可言？
所以，我以为，对于老子这样将人民像杂草、猪狗一样看待，鼓吹愚化、奴役人民的人，说成是什么“圣人”，并且七抅八扯地将老子的言论说成是建设和谐社会“很深刻的道理”，是一种可以延伸出很多和谐智慧的指导思想，就是荒唐离谱、不顾事实的一种瞎吹捧，就有重新讨论的必要了。因为，这种认识本身，就不是站在社会历史进步的角度和人民的立场上的正确认识。
治国者是采取文明教化、明民以治的*，还是推行愚民之术，对人民大众进行欺骗与愚弄，是一个与*制度密切相联系的问题.治国者如果是以人民为根本，是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办人民所需之事，除人民厌恶之弊，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一切以黎民百姓利益为重的人，他的想法、做法、*、法令就会随时让黎民百姓知道，因为这样的*没有什么可以藏掖的。让人民明白实行各种治国方略，就会增加人民的理解、信任、拥护。人民理解了治国的一切方略，知道*法令都是因何而制定，以什么道理而制定，是代表着全社会、也包括自己的切身利益之后，就会更加自觉地遵守和维护这些*、法令的实施；如果执政者是利用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是同人民争夺社会利益，那么，他自然也就不会将自己施政的一切意图告诉人民，而是会很自然地编造出一切谎言来欺骗人民，愚弄人民。这是一个浅显的道理，没有丝毫深奥难懂之处。
历史上的轩辕黄帝，不仅只是一位*家、军事家、而且更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师从风后而学伏牺之道，又问道于容成子等许多对哲学有研究、有见地的人，同时，他又在组织天文观察、制定历法、与岐伯、雷公、伯高、少俞等讨论如何防病、治病，以及领导统一音律、统一文字等各个方面，都对哲学理论的应用不断进行验证，这就更加深了对于道理的理解。特别是由于轩辕黄帝又亲身经历了私有制产生后所引起的野蛮性的掠夺战争最惨烈阶段，由此给人类社会带来的那种动荡不安、财物奇缺、民不堪苦，以及为一己私利的权位之争而兄弟失和、君臣反目的痛心疾首情状，是他永难忘记的。所以，他决心建立一种天下为公的社会制度:“公者明，至明者有功。至正者静，至静者圣。无私者智，至智者为天下稽。”①天地是无私的，故言“明以正者，天之道也”②。以正治国，明民以治，就是他对哲理的深刻认识。所以他制定了以道立法，以道明礼，以法律和社会道德教化互为补充的治国方略。并且提出了以道生法、刑德相养、循名责实、执法有度、虚静谨听、去私立公等一系列观点，认为只有上下相爱，交相得志，一道同心，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正是由于黄帝的不懈努力，并制定了一定的制度，明民而治也就成为整个五帝时期的一个显著历史特点。举例而言，黄帝的法治观点，就是到了今天，也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哲学意义:
道生法。法者，引得失以绳，而明曲直也。故执道者，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故能自引以绳，然后见知天下而不惑矣。③
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乱也。而生法度者，不可乱也。精公无私，而赏罚信，所以治也。④若发号令，必究上下，一道同心，上下共赴，民无它志，然后可以守战矣！①唯其如此，后世言及黄帝之治，就说:“黄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来，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故，黄帝之治也，置法而不变，使民安其法者也。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②一个社会，执*国而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就必然实行民主与法治的制度。而实行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制度，明民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由此才能够随时听取黎民百姓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对执政者的监督，并以权力制约权力，才能够保证公共权力的不被滥用。黄帝为了能倾听*，还建立“明台之议”为制度，这形成了后来的“四岳”*代表机构。因为，黄帝将执政者明民以治看作是尊道贵德的一件大事处理的。他说:行非恒道，天禁之；爽事，地禁之；失令者，君禁之。③ 是故，王公慎令，〔使〕民知所由。天有恒日，民自则之。④此后，尧、舜施政，遇有大事，除咨询“四岳”以听*外，还树“诽谤木”于通衢大道，置“敢谏鼓”于各级官府门前，鼓励黎民百姓随时向各级施政者提出自己的意见。这是同《易》经上所说的天地感而万物化生，上下感而其志相通，天地不感则万物不兴，上下不交则失邦无国的道理一脉相承的。上下交流思想，是建立和谐社会，以达政通人和的重要一环。
相反，掌权为私利，就不会说真话给黎民百姓们听，为了自己权位得以保障，就要大树特树自己的统治权威，千方百计地神化自己。因此，当夏禹*了五帝时期执政为民的民主社会*制度，建立起“父传子，家天下”的***后，就要一改“吾受民命”而治思想而为“君权神授”、君临天下的思想，将自己炮制出来，抵制当时社会上原有的民主*思想，而为自己的奴隶制*统治做说的东西，假托为天神所赐，假言:“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用以愚弄人民。
在**的社会中，一切社会*都像是在一个暗箱之中，由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操作，这就造成了以言为法，甚至朝令夕改，广大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被剥夺，一切只有俯首听命历史状态。这样的社会*，自然也就是非常黑暗的了。
孔子生于距今二千五百年前，郭沫若是为当代史学家，孔子说五帝时代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夏、商、周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制度①；郭沫若说五帝时代是“民主主义”社会制度，称夏、商、周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之黑暗时代”②。这两位对历史评价的一致性，都是基于历史事实。老子则是明确反对黄帝明民而治思想，主张愚民而治的:“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 ③他认为“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④“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⑤由此，老子又言，“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祸兮，福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①这是为提倡“愚民”而治思想，连“政者，正也”哲学观点也要坚决反对的言论。其绝圣、绝学、弃智、不尚贤、反对礼义教化等，都是为达到愚民而治这一核心目的而提出的。所以，历代统治者都对此很欣赏，推行起来也乐而不疲。愚民思想对于中华民族的危害是十分巨大的。中国很早就发明了指南针，也曾将指南工具用之于战争。但是，后来却看重的是利用指南针制造画有六十四卦的罗盘，以其用来测定住宅、坟地的风水与吉凶；中国很早就发明了火药，并造出了具有某种火箭原理的爆竹驱邪，但却未能造出先进的*炮，用以保卫自己的国土；中国人很早就造出了水推磨，但却不能广泛推广，以利用水资源而劳动力；同样，中国也很早就造出了千里船，宋、明时代的造船技术也不谓不高，但却没有发展出较为先进的舰艇来，外国人拿了先进的船舰模型给清朝皇帝看，清朝皇帝则嗤其为“淫巧之术”之术。当然，在此种情形之下，当外国列强驾了坚船利炮来攻打我们的时候，败得一塌糊涂也就不足为奇了。
固然，造成这种历史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这同统治者推行愚民*，信奉“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以及“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这种错误理论，不能说是没有关系。这个道理也极间单，因为一个国家，是由广大的国土、众多的黎民百姓构成的。民富则国富，人民的文化教育提高、国民素质增强，国家就会人才济济，科学事业便发达，国家就自然会强盛。统治者推行愚民*的结果，绝不仅仅是对中华民族历史进步的危害，也同时是对自己*地位的严重地危害。这是因为，统治者是以最广大的黎民百姓为自己存在的根本的，执政者不爱护自己赖以生存的根本，甚至为了自己眼前的一点私利而自伐其根，自取败亡也就是一种情理中的事了。因为，有什么样的前因，也就必然有什么样的后果。
愚民思想，愚民*，愚民之术，究其本质，是反对精神文明，反对物质文明，反对社会进步的一个总祸根。过去、现在、将来，它都不是应该提倡的思想，因为愚民思想是不道德的，是反人性的，对于这样极其明显错误的*、反科学、反进步的反动思想。不是进行批判，反而进行鼓吹、大力提倡，其本身就是一种丑恶，就是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的一种有害行为。
在中国哲学思想理论中，有一种执中为用的理论，孔子称之为中庸。孔子面对他生存时代的社会状态曾经叹道:“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①而我们的学术界好像也还缺一点中庸，一提批判历史文化，就不分好坏，一窝蜂似的齐上阵，必欲将中华历史文化全部“批倒、批臭”，全部铲除干净才心里痛快；而一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则又连裹脚布也要供奉起来不可，谁要是对中华文化之中的糟粕部分批判一下，那就是“偏激”、“好斗”。这说明老子的“愚民”思想的影响很大，就连我们现代的学术界搞研究，不是也少了一点历史、唯物、辨证、求实的客观公正态度么？鼓吹“愚民”，搞的就是迷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