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价值定位与觉醒的错位

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价值定位与觉醒的错位

作者：张叶

来源：《魅力中国》2018年第03期

摘要：由于意识形态的影响，十七年文学作品始终未能完全唤醒女性的主体意识，但是女性意识、女性价值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朦胧的概念。以《山乡巨变》为例，周立波赋予小说中的女性在“自我觉醒与被动解放”之间不同的价值定位，承担不同的意识形态功能，但是主动性主体与被动性主体之间存在觉醒的错位，而这错位造成了部分女性的焦虑。 关键词：乌托邦式女权主义者；自我解放；觉醒的错位；被动的焦虑

十七年文学作品在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塑造了承担多样的意识形态功能的人物，女性在这一时期成为了特殊的意识形态的群体，“女性意识、女性价值”已有了朦胧的概念。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将十七年女性的价值定位和觉醒与被觉醒之间的错位悄然地融入人物的塑造中，本文将以《山乡巨变》中几位典型的女性代表来阐述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价值定位与觉醒的错位。

一、邓秀梅——“乌托邦式的早期女权主义者”

“邓秀梅”这一人物是作者着重塑造的十七年文学中的典型的女干部形象。而作为“女性”，这一性别属性显然不能够承担起引领十七年农业合作化的责任，所以在作品中的邓秀梅显然具有了超乎普通女性的身体素质、思想层次和女权意识，尤其在对于自身的定位以及对于其他女性的关切方面，她试图将女性从“属下”的地位解放出来。

邓秀梅第一次与亭面糊在山路上相遇，谈话间谈到亭面糊的子女，亭面糊称自己的女儿为“赔钱货”，邓秀梅听到他使用这一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贬低女性的词，“一双黑浸浸的眼睛对他一鼔”，亭面糊便“晓得不妙，自己失了言，犯了这个女干部的忌讳了”。这里邓秀梅忌讳的便是“贬低女性”，因此她几乎具有了早期的女权主义倾向，试图将农村认为“妇女作为生产工具和男人的奴仆”的思想扭转过来，结束性别主义对农村的束缚，这是作者赋予邓秀梅意识形态启蒙的功能。

然而，作为承担多样意识形态功能的人物设定，而且是作为“女性”这一性别属性，受十七年社会意识形态的制约，作家不能将这一大胆的人物设定“实化”，注定了作家要将其个人生活模糊化，甚至让她只是一个虚拟的人物，是不属于这个农村的，因此邓秀梅“自觉或被迫地按乌托邦要求谋划自己可能的存在形式”[1]p143，在小说的大部分情节中，她满腔热忱地投入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在男性的干部中以女性的身份和视角观照农村的变化，作者对其个人生活仅仅提到了与余家杰的书信往来。在小说的开端她提到自己喜欢小孩子就立即打住了自己的想法，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家庭负担、没有情感纠纷，按照工作程序处理公家日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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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就成为了一个性格、性别都很朦胧的空洞妇女的符号。[2]因此，在“非我”的设定下，邓秀梅成为了乌托邦式的早起女权主义者。

二、盛淑君——“封建缝隙中的主动解放自我的叛逆觉醒者”

“盛淑君”这一人物形象更符合农村中自我觉醒、自我解放、自我救赎的新女性。她活泼、大胆、热情，热爱生活、充满激情、敢爱敢恨。邓秀梅说她是一匹烈马子，“在学校里，在农村里，她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欢蹦乱跳，举止轻捷。她的高声的谈吐，放肆的笑闹，早已使得村里的婆婆子们侧目和私议。”在那个相对封闭的落后农村里，这样的女性是较少的而且是饱受非议的。她在思想上是极其拥护党的领导的，在行为上是大胆自主的，在封建观念十分浓厚的农村，她的积极性反而显出了她的“不守规矩性”，但是小说需要有这样的女性，时代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的改造不能仅仅靠党的干部来引领，那样的话就显出了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下的“被动性”。因此，在落后的地方，总是需要这样的一两个新人来显示社会主义前进道路中被埋藏的“推动力量”，盛淑君就成为了话语缝隙中的叛逆的主动者。

盛淑君和陈大春的革命爱情在小说中是农业合作化的大浪潮中的暗潮。在这一段爱情中，盛淑君明显是思想上主动地一方，小说上卷第十八章详细地描写了淑君和大春在山里约会的场景，在意识形态的制约下，作者使二者之间的交流由工作的事情入手，然后再写人的私人情感。她在面对他们的感情的时候虽有羞涩但是依旧试探性的迈出了第一步，显然没有因为农村的风言风语而退却，她因欢喜流出了泪点，显出了女孩子的细腻的情感。盛淑君这一形象是作家塑造的一个觉醒者形象，虽然觉醒的层面有些“雄化”，但是她仍旧是封建缝隙中的主动解放自我的叛逆觉醒者。

三、盛佳秀、张桂贞等——主动与被动夹缝中的焦虑者

邓秀梅与盛淑君为代表的女性是自我觉醒、自我解放、自我救赎的女性；而那个时代背景下大部分女性是处于被动觉醒被动解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使他们在面对盛淑君、陈雪春等主动觉醒的女性的过程中与自己思想的觉而未醒中产生一种错位的焦虑。而她们的焦虑是来自作为女人的身份。小说中的“弃妇”盛佳秀、“转变者”张桂贞、盛淑君的邻居的堂客们、大春妈、以前的妇女主任都是在农业文明中形成的落后女性形象代表，落后农民转化的艰难性正是由于她们来自传统观念不可动摇的焦虑。

作为弃妇的盛佳秀与刘雨生的半路爱情的的形成是作者塑造二人性格的策略。作者以细腻严谨的笔墨，通过盛佳秀的动作、语言、心理描写，写出她复杂心理变化，既包括对入社问题的纠结也包括对与刘雨生的爱情的多重考虑，这复杂的、纠结的、担忧的心理变化正是盛佳秀由于受到封建思想的影响，而又朦朦胧胧地想要触碰这种东西的焦虑感，作者写的几经波折、汹涌澎湃。

《山乡巨变》通过几位典型女性的塑造表现出十七年文学中对女性的观照需要以新的眼光看待：以邓秀梅为代表的空虚的早期女权主义者，以盛淑君为代表的叛逆的主动者，以落后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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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妇女为代表的、在政治意识压迫下的被动觉醒者。总之，《山乡巨变》中对女性的定位和觉醒的关注对于十七年女性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参考文献：

[1]丁帆 王世城，《十七年文学——「人」与「自我」的失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2]肖皖月，《试析周立波《山鄉巨变》中的女性形象的塑造》，《金田》，2014年04期。

[3]周立波《山乡巨变》，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