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背包旅游安全研究述评和启示_梁海燕

国内外背包旅游安全研究述评和启示

梁海燕1 　朱 璇2

（1．福建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福建福州　350108；2．上海师范大学旅游学院　上海　200234）

摘　要：国内背包旅游安全事故的频繁发生和快速上升是本文的研究起因和现实背景，而背包旅游和常规旅游的显著差异性则凸显了背包旅游安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本文旨在回溯国内外有关背包旅游（含探险旅游）安全问题的文献，论述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每一议题讨论的启示和未尽之处，并在小结中对这一领域的中外研究状况做了对比，指出未来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背包旅游；探险旅游；旅游安全；研究述评；启示［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6539（2012）01-0025-07

Literature Review on Backpacking Tourism Safety Studie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ang Haiyan1 / Zhu Xuan2

（1.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108, China; 2．Shanghai Institute of Tourism,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bstract: The frequent domestic backpacking travel accidents and its fast rise are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e article, while the obvious

distinctiveness of backpacking travel and conventional travel constructs the necessity of studying the backpacking safety issue. The authors trace back the academic literature of backpacking travel (including adventure travel) safety in China and overseas. The main research content covering four areas is discussed and its implication is revealed. Those that haven’t been studied in each area is analyzed, overseas and domestic research have been contrasted and what could be studied in the future is pointed out in the conclusion part.

Key words: backpacking travel；adventure travel；tourist safety；literature review；implication

“另类旅游者”等[2]，在国内他们往往被俗称为

一、引言

背包旅游是迥异于传统大众旅游的活动，它具有旅行时间长、预算节约、行程极具弹性、旅行活动参与性强、与其他旅行者关系密切等五大特征[1]，其实质是“经济型自助旅行者”。背包旅游者是强调深度体验的自助旅行者，他们在旅程中往往会从事带有探险性质的活动，因而有时又被称为“探险旅游者”、 “生态旅游者”或

“驴友”，一缘为“旅友”的谐音，二暗指他们具有驴子般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体力。

背包旅游如今在中国已经不再是少数“勇敢者”们的游戏，随着经济、社会、文化、体育等各领域因素的演进，背包旅游已经向大众旅游形式过渡，自助旅游取代传统的跟团旅游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背包族日益庞大的规模和非专业化也导致了近年来户外旅游事故的快速上升。仅山难一项，2005~2009年大陆的死亡人数就从15人上

［收稿日期］ 2011 - 10 - 15

［作者简介］ 梁海燕（1974~　），女，福建莆田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和饭店管理。

朱璇（1975~　），女，上海市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背包旅游、国家公园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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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201期）升到44人[3]，以近200%的“井喷式”速度增长。而近年来频发的背包旅游事故，如复旦学子黄山迷路事件（2010年12月12日，1名民警遇难）、上海驴友炉西峡徒步事件（2009年8月15日，3人遇难）、重庆驴友潭獐峡山洪事件（2009年7月11日，19人遇难）等，屡屡将户外背包旅行安全问题推向全社会讨论的风口浪尖。

由于背包旅游经常涉及探险、户外运动或户外游憩活动，危险程度更高；背包旅游者往往是年轻、学历层次高的新时代承接主力，其遇难造成的社会成本更高，社会影响更大。显然，背包旅游安全和一般的旅游安全存在很大差异，背包旅游安全机制的研究具有广泛而紧迫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本文旨在回溯国内外有关背包旅游（含探险旅游）安全问题的文献，论述它们研究的主要内容，分析每一议题对中国的启示，并指明这一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

二、述评

背包旅行（backpacking travel）具有经济型长期自助旅行（如“backpacking Europe”，背包游欧洲）和户外背包运动（如“backpacking wilderness”，野外背包活动）两重含义[2]。前者往往包含后者，但后者不是前者的必然组成部分；前者广义，后者狭义。“背包旅游者”之所以常被等同于“探险旅游者”，是因为他们在自助游的过程中常进行户外背包运动（也即探险旅游）。因此，探险旅游属于广义背包旅行的范畴，它也是背包安全事故集中的领域，因而探险旅游安全是背包旅游安全的研究内容。探险旅游分为软探险和硬探险。软探险指探险活动有感知风险但实际风险低，要求旅游者仅具有对该活动的初级认知和从事该活动的入门水平，对体力要求不高，许多活动是由有经验的向导带领的，如观鸟；旅游者的主要动机是逃逸、体验新环境等。硬探险指风险程度较高的活动，要求旅游者具有较高的献身精神和技能水平，如攀岩；旅游者的主要动机是挑战自我等[4，5]。国内外的背包旅游（含探险旅游）安全研究主要包括以下4方面内容。

1．背包旅游的风险来源和风险感知26

旅行风险是背包旅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它对构建背包旅游者身份具有重要意义[6，7]。风险感知对于旅游者目的地选择紧密联系[8，9]，对于常规旅游者来说可能是风险的因素常成为吸引背包客前往的原因[7]，是否拥有冒险经历是背包旅行者把自己与常规旅游者进行区别的重要标志[6]。这就使得背包旅游较之常规旅游，具有更大的风险和安全隐患。然而 Reichel等[10]认为背包客体验的风险感知是多角度的，与大众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并无本质区别。Reichel等[11]认为，考虑到背包旅行在动机、风险感知、态度和个性上的日益多样性，与背包体验相关的自我风险降低策略也呈现出差异性，他们通过对579名以色列背包客进行的结构式问卷访谈，比较以色列背包旅游者对其最重要的背包旅行目的地——南美和远东的不同风险感知。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以色列这两个背包旅游细分市场不仅在自身的风险感知和风险减少策略上有明显区别，在动机、计划模式、交通和住宿选择上两者都有显著差异。较之制度化的常规旅行者，背包客更强调社会环境和自我感受的过程。以色列的赴南美游客更倾向于“征服者”（conquerors）定位，赴远东背包客则多为“旅居者”（settlers）角色。前者更关注客观风险，如社会政治风险；后者更多关注主观风险，如人流拥挤、社会心理风险。前者借助网络、旅行指南等收集信息的风险降低措施较多；而后者的此类自我风险减少策略较少，因为他们感知到的人为风险不太能通过收集“硬信息”（hard data）而得到缓解。

张捷雷[12]以旅游安全事件与旅游目的地营销为题研究了两者的关系，其中提到一些特殊细分市场的游客对某些安全事件的关注度较高，受安全事件的影响小，如埃及在1997年遭恐怖袭击后，潜水爱好者仅在3个月禁期后，就返回到埃及旅游，其速度和比例远高于阳光沙滩型游客。她还指出，对于消费者自愿承担的风险，安全事件引发的目的地营销风险降低。陈金华等[13]认为游客的安全感知存在一定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研究背包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对提出针对不同背包旅游市场的安全营销和保障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如针对西方背包市场，可以重点宣传中国社会的包容性和多样性，消除其对社会主义“制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201期） 度”安全的潜在顾虑，在政策制定上为其自由行走创造更多的便捷条件。无论背包旅游者的风险感知是否趋同于常规旅游者，学者们都认同，所有背包旅行者对身体伤害都有明确的风险感知，而且有“偏向虎山行”的行为取向，这就启示我们在背包旅游安全营销时无须特别关注自然风险，甚至可以将一定程度的自然风险作为卖点来吸引这一市场，但在安全保障战略上，需要特别重视自然风险，做好背包旅游安全的事先预警、事发救援和事后处理。相比于经验丰富的西方背包旅游者，对国内背包客的事前安全教育尤须要强调。

2．探险旅游的风险原因分析、评估和控制Bentley等[14]对新西兰142名探险旅游运营商进行的调查发现，在骑马、激流漂流等一系列软硬探险旅游中，从动物或座驾（如漂流筏、马匹、沙滩车等）上跌落是最常见的事故。他们提出了探险旅游事故风险要素的概念化模型，包括管理组织因素和组织外部影响：前者涵盖了游客个体要素（如沟通有效性）、装备要素（如装备提供、设备维护）和环境要素（如天气状况、水流状况）；后者可能有天气预报、商业压力、支持资金等。这一意外伤害控制模型试图帮助探险旅游经营商控制人为和技术风险。

Bentley等[15]引入“旅游者福利”（tourist wellbeing）概念用来概括建立在相关多学科评估基础上的新研究范式。在旅游安全领域，旅游者福利不仅指行程中的安全，还包含探险活动模式在旅游者回到常住地后对其个人安全的影响，强调探险经历给旅游者安全性带来的积极体验。对探险旅游者安全福利的研究涉及人文地理学、福利地理学、旅游、户外游憩、心理学、安全管理学等多学科。他们调研了新西兰海外旅游者探险活动事故的规模和发生率。对事故索赔数据的分析显示，探险旅游是新西兰旅游者索赔的主要源头。由于统计数据的缺乏，研究未能给出更深入的结论，但他们指出探险旅游事故已成为新西兰旅游业的重大问题，而调查和记录探险事故的专门机构缺位是研究的重大障碍。要进行更全面的旅游者安全福利评估，还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以确定在行业自我约束不奏效的情况下，政府行动是否能够得到保证。根据他们[16]长期对新

西兰探险旅游部门进行的跟踪调研和1996~2006年10年间收集的一二手数据，他们确定了新西兰探险旅游伤情的规模、性质、范围和程度，并对探险旅游安全一系列因素的风险系数进行排序。他们认为应该学习欧洲，建立新西兰探险旅游的行业标准和规制，要在管理完善的安全氛围下，保持探险旅游的高风险性和挑战感；在国家层面上则要确立监管机制。他们和Callander等[17]都指出，在法律层面上，探险旅游的“无过失事故赔偿文化”（“No-Fault”Accident Compensation Culture）已日益受到挑战，探险旅游经营商要对自己玩忽职守的行为负责。Bentley等[18]还通过对60位探险和生态旅游经营商的网上调查和4位昆士兰经营商的深度访谈，了解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探险和生态旅游者的受伤经历和旅游经营商的安全管理实践，发现经营者认为最常见的安全事故是低级别的跌倒滑坠，最常见原因是天气因素和旅游者技术或行为问题。研究者暗示更严重的探险旅游事故可能被低估了，原因是这些行业的记录制度缺失。大多数探险旅游经营商承认他们并不实施安全管理措施。Bentley等将这一研究数据同之前新西兰[16]的研究数据相比较，分析了昆士兰州低事故率的原因，如更少季节性员工和员工流转率（代表其知识技能水平稍高）、更少国际游客（意味着更多环境熟悉度和更高文化支持度）等。他们建议昆州探险旅游经营者要充分评估活动的风险影响因子，做好预防，如在恶劣天气下，滑坠可以通过更好的线路规划、安全的鞋袜穿着和适当的行动速度来规避。他们认为基于新西兰研究结果的概念化模型[15，16]也适用于昆州探险旅游的安全管理。同样的地区比较研究还有Page等[19]对苏格兰和新西兰两个旅游目的地探险旅游运营商的调查。他们通过黄页搜索，向两国各地共960名探险“活动”运营商寄发了问卷，研究指出两地的探险旅游安全问题、伤害率和伤害原因有相同之处。调查事故发生率和严重程度量表反映出越是严重的事故，发生率越低；越是微小的事故，发生率越高，低事故率并非由于良好的客户安全记录，而是不良的事故汇报制度所致。该研究提供了一个探讨全球性问题的地方性视角。

吴媛媛[20]也指出滑坠高居中国背包旅游事故

27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201期）首位等特点。她按照Bentley等[16]的框架，对背包旅游的威胁因素从潜在问题、旅游活动、工作组织、自然因素等4方面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分析。马克山等[21]指出背包旅游意外频发的原因主要有3方面：个人准备不足，缺乏相关安全知识、技术、装备和培训；背包旅游队伍组织松散，处理问题的能力有限；事故责任不明确，处于政府监管范围之外。吴耿安等[22]对户外运动的事故原因从活动者、组织者和公众救援方面进行了分析，提出户外运动活动者管理模式（包括专业知识培训、安全法规学习、运动机能训练）、组织者管理培训体制和公众救援体系，认为有针对性地组建户外运动救援队可以尽早控制险情。文谨等[23]也总结了类似的自助旅游安全问题的产生原因（如公共品和专业化组织缺乏），建议建立政府风险管理机制，及时披露信息，如推荐旅行安全线路，采取旅行者登记制度等；发挥民间安全救助机制的作用。闫喜琴[24]以梅里雪山徒步探险者遇难事件为例，分析了事故发生原因，引发对我国旅游自然灾害救灾机制的思考，提议完善灾后赔偿机制等。张西林[25]认为旅游安全事故是不安全的旅游环境和旅游行为在同一时空交叉相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发生，因此，要消除旅游环境的不安全状态（如完善保护设施），控制旅游者的不安全行为（如进行灾害预报，警告旅游危险）。陈金华等[13]以福建湄洲岛为例对旅游者的海岛安全感知进行了实地调研，发现旅游欺骗、海鲜中毒与交通事故是海岛旅游安全的主要问题，而游客安全防范意识较低，海岛落后的管理体制和救援设施制约着海岛旅游安全的发展，应加强海岛旅游安全事件的统计与分析，定期做好海岛旅游安全演练工作。

和背包旅游文献相似，探险旅游安全以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的研究为主，因为两国是探险旅游大国，一手研究资料丰富。但其数据来源和调查对象多为商业探险旅游经营商，面向政府、地方层面和行业其他媒介（如交通、景区）的调查不多。这是因为国外旅游大环境较好，探险活动商业化程度高，而国内由于探险活动的商业化组织和运营并不普遍，旅游的配套要素水平也较低，必须多渠道多层面多行业地调查探险旅游的风险来源，这是目前国内研究所欠缺的。探险旅28

[26]

游中相关法律、监管和规制的缺失，是中西方研究指出的共同问题。旅游者安全意识差、安全知识贫乏、防范自救能力弱是国内研究普遍认同的安全问题。但这些对背包探险旅游风险来源的分析均未能超越Bentley等[14]提出的意外伤害控制模型框架。

3．单项探险旅游活动的安全管理

国外对某些活动难度大、风险系数高的专项探险旅游进行了较多的安全管理研究。Heggie等对在夏威夷火山公园观看岩溶流徒步者的意外伤害情况做了调研。通过公园管理者和志愿者为期8周的现场访谈，对804名徒步者的人口统计特征、先前的徒步经验、徒步行为、健康状况和徒步准备进行信息收集，发现伤病比例相当高，其中外伤以刮擦比例为最（59%），脱水为最多高发病症（77%），下肢为最多受伤的身体部位，而刚开始徒步的旅游者最易受伤，因为他们没有经验，且往往漠视提醒而进入高危地区。他们建议要采取更直接的风险管理措施，如公园执勤者与徒步者的面对面交流，尤其要加强针对明显缺乏准备的徒步者的当面解说等。Bailey[27]对新西兰1992~2005年的50起海上独木舟事故进行了类似的调研，结果显示人为因素比天气因素带来的风险影响更大，因此，在从事该类活动时，掌握翻船等常见事故的避险方法尤其重要。Moscardo等[28]调查了野生动物对探险旅游者造成的伤害事故，并研究了游客对北昆士兰州野生动物的风险感知，这些风险感知对他们在该地区行为的影响，以及对有潜在野生动物威胁的目的地的管理启示。

陈静[29]总结了我国有关户外游憩区危险管理方面的研究。刘天虎等[30]以新疆慕士塔格峰为例，构建了登山探险旅游安全保障体系。李琦[31]从库布齐沙漠探险引发对我国自助游事故应急机制的思考。焦玲玲等[32]对露营旅游安全的特征和表现类型进行了归总，分析原因，并从政策、技术、行为等3个层面提出建议。郑向敏等[33]以山东长岛为例对旅游者安全价值进行了评价，以确定该地刺激性探险项目的增减和安全保障投入。

国外对专类探险活动的安全研究对微观层面的管理启示较多，这些启示不仅适用于该案例点，也适用于其他相似活动或地区。而国内停留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201期） 在点上的研究，缺乏对同类型探险旅游活动的比较，侧重宏观机制的构建，但建议的操作性不强。国外对特定探险旅游目的地或特种探险旅游活动的研究强调实地调研，并以数据为依据，而国内还停留在定性研究上，偏重对事物的描述和归纳。事实上，国外的某些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国内的探险旅游目的地安全管理实践，如高度重视对“新驴”的培训和教育，增强现场面对面的指导和解说，使其掌握该地背包探险活动多发事故的紧急避险方法等。

4．背包或探险旅游的保障体系建构国内的已有相关研究多集中在这一领域。在背包旅游伤亡事故逐年上升的背景下，一些学者[2，20，21]提出建立旅游预警、安全信息多元化等安全防范措施或保障制度。王小利等[34]认为要加强对探险旅游危险因素的安全感知、对探险旅游资源进行风险等级评定。邹统钎等[35，36]也指出国内有关探险旅游安全的文献着重从游客、组织及政府和行业、制度管理的角度切入，寻求探险旅游保障体制的建立。他们认为从安全预警、安全监控、探险旅游救援、探险旅游保险以及探险旅游法规和教育培训等6个方面对探险旅游保障机制进行研究是探险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并指出借鉴国外探险旅游成功的例子将是今后研究的重点。刘莉文[37]试图构建自助游的内中外三核安全管理模式，从自助游客、安全管理、事故处理等3个层面保障自助游游客安全。叶欣梁等[38]提出了重点旅游地区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框架，对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风险处理等风险管理的流程安排了具体工作内容。宋岩[39]则从法律角度，针对户外自助游中自发结伴后发生意外事故的法律性质及其规制做了探讨。

国外学者虽然也提出了要建立探险旅游的行业标准和规制，并在国家层面上确立监管机制[16]，但几乎没有人从全局上搭建安全保障体系，这和他们重视理论研究的学术传统和社会分工有关。国内已有研究的建议比较战略化和概念化，对旅游法规、旅游保险、紧急救援的培训和实施等方面均未细化。

三、结论

除了以上4方面的研究主题外，国内以郑向敏为代表的学者一直对旅游安全问题进行着长期研究，内容涵盖旅游安全的基础理论、安全认知、安全保障与评价体系和实证研究[40]，但具体到背包旅游的专项安全研究较少。背包旅游经常涉及探险、户外运动或游憩活动，危险程度更高，而这种微观层面的危险管理与旅游行业的危机管理、旅游企业的风险管理存在较大的区别[41]，因此有必要做更专门细致的研究。

背包旅游者独辟蹊径的行为本已使其旅游安全问题异常突出，而中国的背包旅游者的旅行成熟度和耐受性大大低于国外的背包旅游者[2]，这又加剧了我国背包旅游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加之体制、机制和环境的不同，国外已有的背包安全研究成果在我国可能只有有限的应用价值，我国迫切需要建立适合国情的背包安全机制，这就需要加强国内背包旅游安全的应用性和适用性研究。

由于背包旅游包含自助游和软硬探险游等不同层面的概念，区分背包旅游的不同层次，按性质和类型（不同的背包旅游细分市场）构建背包旅游微观层面的安全机制，将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性。

对比中外研究，西方研究多为深度的案例研究、实证研究、比较研究和历史性研究，发展了诸如风险评估因子指标、探险旅游事故风险要素的概念化模型等具有较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而国内研究多为归纳式研究，即使有具体地点的案例研究，也较少把不同地点间的发现做对比，或将结论提升到理论高度。在研究方法上，国外均采用实地、访谈、观察、问卷调查（现场抽样调查、网上调查、邮寄调查）、统计分析等方法，国内则以文献研究法为主，主观性强，科学性弱。此外，背包旅游的中外发展历史、社会语境和认知的不同，造成背包旅游、自助旅游、探险旅游甚至体育旅游等多重概念的混同，不利于有针对性的安全战略的制定。

最后，国内对背包旅游安全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尚未形成，对某些重要领域的研究很少开展（如背包旅游的安全风险感知）。国外对背包安全的研究方法已涵盖安全学、行为学、心理学、管理学、地理学、灾害学、运动学、旅行医学、

29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2年第1期 （总第201期）户外游憩等学科，而国内的研究学科相对单一，以旅游学者为主，有少量法学、地理学者介入，他们借鉴国外的研究方法和已有成果较少，更需要强化理论研究向实践应用的转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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