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文字

鲁迅先生的文字，有一种游龙的神韵与灵动。他们没有固定形体与套路，完全根据描述对象灵活切换。这种“附体式”的文字魔术让你很难看清背后操控者庐山真面目，只能张嘴呆呆看他各式各样的文字表演。

小时候读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当然主要是挂在教科书上最经典那几篇。因为文字通俗易懂，天真又无知的我竟认为鲁迅是个比我大不了多少的少年，就像《孔乙己》里的小酒保，《故乡》里的小少爷，《社戏》里的迅哥儿等等。

尽管《狂人日记》、《祥林嫂》、《阿Q正传》、《坟》、《纪念刘和珍君》等文都不是孩子的视角，但我依然看不到一点大胡子冰山男的影子。我感受到的是一颗辛辣敏锐、细腻柔软的古道热肠。这当然是一个孩子青涩又单向的视角，比不得鲁迅研究者们的钩沉索引、抽茧剥丝。但他们将先生解剖的七零八落、面目全非，反倒背离了先生将文学作药唤醒民众麻木神经的最初用意。

莫怪鲁迅先生“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千夫只会将先生“千刀万剐”，倒是孺子那股子“新生牛犊不怕虎”的横冲直撞，一不小心就闯入到先生心灵深处。大牛小牛一块奔跑、呐喊。他们跑累了，便停下来吃草或茴香豆，不吃血馒头，更不吃人。

我有时候不大理解，一个简单的道理为何要重复几千年，比愚公移山还耗费人力。

再读《狂人日记》，似乎有了部分答案。愚公移山，是一个基建项目，带有累积性和继承性，需要的是体力和耐力，不涉及思想与觉醒，因而不会遭到有关部门的阻挡和打压（除非牵涉到利益）。道理，就不一样了，它既不能依赖前人积累，也不能通过基因遗传，每个人刚接触时都是懵懂无知，须得从零开始学习才行。

比如我们太太太爷爷读到《狂人日记》，悟了，成了一进步青年，投身革命，死不旋踵。他的热血可以洒向千里江山，却一滴都流不到儿子、孙子、曾孙子的胸腔里去。后辈还得重新读，自己悟。

韩愈说“文以载道”。道理不是乘着DNA列车一站一站抵达一代一代后辈，其千年不变的坐骑便是文字。这个坐骑在不同时代可能会换个妆，变个态，但它始终是那个孤独布道的使徒行者。

鲁迅先生当然也是一个布道者，文字是他的道具，更是他的武器。其文笔之犀利，来如闪电，去如霹雳，飞檐走壁，杀人无形，宛如一个劫富济贫的侠客。

新文化运动时诞生的《呐喊》与《彷徨》，里面的几十篇小说，是鲁迅先生重出江湖时的连环飞镖。这种风云再起的新鲜满血，确乎短暂地刺激了诸多麻木症患者的神经，但那种波动实在算不得觉醒，仅仅是吗啡的兴奋剂效应。

鲁迅先生原本把文字视作唤醒民众的解药，却不曾想到，民众对文字的药效，早已产生免疫力。“文以载道”流行千年，民众也终于利用千年道行，与文字建立了“相融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的默契。

晚年的鲁迅先生，是绝望而愤懑的，他早已明了文字作解药终归是一个人的幻想，渐渐地，文字成了他抨击实事、与人斗争的利器。

时代的风浪，总是打的人措手不及，打到我们忘记了来时的路。这是人的悲哀，也是人的宿命。

如果说鲁迅先生的《呐喊》与《彷徨》是其返回故乡的“杂文碎感”，后期的杂文便是他回到现实社会的“呐喊彷徨”。

前者主要是孩童赤子的视角，因而时常能看到“深蓝的天空，挂着一轮金光的圆月”；后者是知识分子的视角，所以必然要面对淋漓的献血，直视惨淡的人生。

两者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儿童与成人、奴仆与主人、乡村与城市、民众与文人、麻木与觉醒、沉睡与革命等，便是两端源源不断的助力。这种强烈的撕扯感，让我们体会到了成长之痛、奴役之苦、地理之差、文化之别、无知之害和反叛之乐。

只要这种撕扯还在，鲁迅先生的文字就永不过时。尽管鲁迅博物馆已遍地开花，先生已被染成鲜艳刺目的红，但只要他的文字还在，我们依然能够拨开烟熏火燎寻到躲回百草园的迅哥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