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诗经》女性传统文化

《诗经》又称《诗三百》，它是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在这部诗歌总集中，共收录了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前后五百多年的诗歌305篇。据不完全统计，《诗经》中写到女性形象的诗歌超过100首，占了《诗经》整个篇目的三分之一。所以，有学者认为这部作品其实就是女性文学。[1]本文将从女性传统文化的角度对《诗经》进行一些分析研究。

一、探讨《诗经》女性传统文化的现实意义

凡是一说到女性传统文化，很多人肯定就会想到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之类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据此，也就有人会认为，中国几千年的社会历史，其实就是男人的社会。因为三从四德、三纲五常这些伦理规则，就是男人给女人制定的，在这中间又怎么能够看到女性的光辉呢?这样想，固然是情理之中，但既不全面，也不科学。女性的传统文化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演变中，有许多优美的文化内涵都是与女性有关，比如坚韧、勤劳、贤惠，比如花木兰，比如梁红玉，等等。这些文化都是传达出中国女性在中国历史的推演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每个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2]而这些传递正能量的文化内涵，在《诗经》中都能找到注解。作为中国文学文化长廊中的一朵耀眼的奇葩，《诗经》开启了中国文学璀璨的历史画卷，《诗经》诗篇中那些与女性相关的一些经典意象原型，逐渐变成了中华民族女性审美的文化意象，在中国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繁荣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今天研究《诗经》中女性传统文化，就是要继续发扬光大这些文化内涵，使其在构建新型和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二、《诗经》的女性传统文化分析

1、“窈窕淑女”――古代男人婚配的理想

“窈窕淑女”的形象出自《诗经》的首篇《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民间的歌，唱出的往往是平民百姓最朴实的声音，传达出普通百姓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其最大的动人之处，就在于它道出了所有的百姓都能最真切的感受到、体验到的人生经历。“窈窕淑女”不仅仅是女性外在形象的刻画，更是对女性内在品质的浓缩。在这里，我们既看不到女性看到自己喜欢的男人的故作娇羞、弱不禁风，也看不到女性为了自己喜欢的男人装疯卖傻、寻死觅活，更看不到所谓的老套路“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没有为达目的投怀送抱、不顾伦常。我们能看到热烈，但不张扬;能看到大胆，但不放肆。在此后的几千年中，“窈窕淑女”既成了男人求偶的标准，也成了女性内化自己的标杆。

2、“敢爱敢恨”――活出自我

大胆表达自己的爱，勇敢表达自己的恨，这样的诗篇在《诗经》中不在少数。《静女》便是其一。“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静女其娈，贻我彤管”、“自牧归荑，洵美且异”!这应该是迄今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最简单、最纯真的情歌。他们没有去管对方是不是“高富帅”，也不去管要不要“高富美”，而且也没有房子、车子、票子的烦恼。两个小青年，为了爱，为了被爱，一个躲来一个藏。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单纯的就是美好的，纯洁的就是珍贵的。什么门第，什么财产，统统都见鬼去吧。为了自己的心中所爱，大胆地去追求;说出自己所想，唱出自己所爱，这就是这位美丽的“静女”告诉我们的道理。德国艺术家温克尔曼曾经赞叹：古希腊艺术的魅力在于“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马克思也说：古希腊的艺术魅力在于它是人类童年时期的产物，而童年一去不复返，因而也是永恒的。

3、“宜其室家”――古代好儿媳的标准

“宜其室家”出自《诗经》的《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之，代词，这;子，这里指那位将要出嫁的女子;归，古代女子出嫁叫归。“宜其室家”即和乐美满到夫家。古代中国对已婚妇女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和做人准则就是要“宜其室家”，而未出嫁和已出嫁的妇女也是用“宜其室家”的标准来规范和约束自己。出家的女子，必须能够使一个家庭和睦，和和美美。那么，怎样才能“宜其室家”呢?那显然要做到上敬公婆，中爱夫君，下爱儿女。自春秋以后，历朝历代，莫不是用这条标准来衡量女人的成败。所以民间有句话说“结坏一门亲，带坏三辈人”，其道理也是强调的女性结婚后必须有利于家人和好。“宜其室家”的妇女传统道德标准，在今天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那些吸毒、漂娼、甘愿做五六七八奶、整日整夜不归家的个别现代女人，整日沉迷于赌博、花天酒地、无所事事的女人，是绝对不能“宜其室家”的。这样的女人，这样的行为也是为当今主流社会所不容的，是注定要被这个社会的正能量给烧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