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三个时期

本科学生毕业论文

论文题目： 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三个时期

学 院： 年 级： 专 业： 姓 名： 学 号： 指导教师：

东语学院 2010级 日语语言文学

吕亮 220092144 刘伟

2012年 6月20 日摘 要

在日本历史上，武士集团是一个有着独特性格的团体。从诞生开始到消失，武士作为日本实质上的统治阶级，经历了将近800年的统治历史，因此在日本中世纪和近世，一直作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理想而存在。尽管武士身份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符号，但是以武士道为代表的武士理论思想作为一种曾经活跃的精神要素，却依然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现实的社会文化之中。

本文将围绕武士与名誉的关系、武士实现名誉的方法和途径、影响武士道形成的各种思想等问题，对武士道精神和发展以及变化过程进行分析。全文将按照武士和武士集团形成之初的镰仓时代、武士阶级伦理思想走向成熟的室町后期和战国时期、以及包括武士阶级伦理道德观念发生变化的德川时期的时序进行分析，并以此论证武士所处的经济地位、存在形式、主要职能等方面对武士道精神的影响。

关键词

武士道；名誉观；环境；发展变化；形成

I

Abstract

In Japanese history, samurai Group is a group has a unique personality. From birth start to disappear, as a substantive ruling class in Japan, the samurai has experienced a nearly 800-year rule of history in Japan Middle Ages and modern times, has served as a broad social ideals exist. Warrior identity in Japan has become a historical symbol, but the samurai bushid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oretical ideas as a once active spiritual elements, but still to various forms of performance in the reality of society and culture.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warrior and the reputation of relationship, ways and means of reputation,thought that affecting the formation of Bushido,analysis bushido spirit and development, and process of change.The beginning of the Kamakura period and will be form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samurai and the samurai group,ethical thought of the warrior class to the mature the Muromachi late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including ethical and moral concepts of the warrior class to change the timing of the Tokugawa period for analysis and verification.And demonstrate the economic status of the samurai which exist in the form, the main functions of the spirit of Bushido.

Key words

Bushido；concept of honor；environment；development changes；formation

II

目 录

摘 要 ................................................................. I Abstract .................................................................. II

前 言 ................................................................. 1 一、镰仓时代——武士道精神形成的初期阶段 ................................. 2

（一） 日本武士的形成 ................................................. 2 （二） 传统武士的名誉观 ............................................... 3

1. 武士名誉的自我评价 ............................................. 3 2. 武士名誉的外在评价 ............................................. 4 （三） 传统武士的生死观 ............................................... 5 二、战国时代——武士道精神发展的成熟阶段 ................................. 7

（一）战国时代的环境新特点及主从关系的变化 ............................ 7 （二）重新形成的武士道 ................................................ 8 （三）宗教文化对武士道的影响 .......................................... 9

1. 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 ........................................ 10 2. 佛教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 ........................................ 11

三、德川时代——武士道精神的正式形成 .................................... 12

（一）德川时代的社会环境变化 ......................................... 12 （二）德川体制下武士道的变化 ......................................... 12 （三）儒学对武士道的重新改造 ......................................... 13 结 论 ................................................................ 14 参考文献 ................................................................ 15 致 谢 ................................................................ 16

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三个时期

前 言

对于日本武士道的认识，首先应该明确它是一种具有鲜明历史性的精神文化。把握其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共同特征的同时，也不应该忽略它在各个历史阶段中所表现出的特性，如社会角色与经济方面等，都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了相应的改变。因此，应该用发展的视角对其进行历史考察，把握其在各个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和变化特点。

尽管武士身份在日本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符号，但是以武士道为代表的武士理论思想作为一种曾经活跃的精神要素，依然以各种形式表现在现实的社会文化之中。包括武士道在内的日本传统价值观和思想道德，已经越来越多地受到从事国际政治理论研究的学者的重视。正确认识国家之间的矛盾，不仅要通过对国家之间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角度进行分析，同时更要对双方在文化上的差异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对武士道及其发展变化的探究，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及日本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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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三个时期

一、镰仓时代——武士道精神形成的初期阶段

武士文化是日本传统文化中相对原生的部分，虽然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总体上来看呈现出较有个性的变化特征，也反映着日本传统文化的特点。其中，武士对名誉的的认识和追求，都是日本传统文化及伦理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章针对日本封建制度建成之初和镰仓时代至室町时代前期，即日本武士集团形成并开始作为统治阶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时期。重点研究在此时期，武士在履行其身份所规定的义务并获得评价，即实现名誉的过程中，武士对生死进行选择的行为和态度对于武士实现名誉具有怎样的意义。在武士个人对其身份所赋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自我认识与认可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名誉的内部约束和评价标准。这种源于由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义务和行为规范的自我意识而形成的名誉评价体系，与武士集团内部形成的对武士行为进行评价的体系同时发挥作用，共同影响武士道的形成。

（一） 日本武士的形成

武士道兴起于藤原氏专权政治背景下的日本，武士的形成是与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制的瓦解和庄园制的发展相关联的。大化革新以后实行的征兵制随着中央集权制的衰落也日趋松弛。9世纪初改行“健儿制”，导致服兵役成为贵族的专制，以至军队素质一落千丈。此时日本各地庄园兴起，庄园主为了领土和安全，慢慢分离一些农民去训练，后来干脆成立了专门负责保卫工作的武士团。一些寺庙、神社也组织了“僧兵”。另一方面，庄园武装的建立，对地方构成威胁，一些地方势力也组织了武装力量。一般由当地的富豪组成，称为“郎党、郎众”。

武士势力的出现和加强，从11世纪初期开始逐渐形成了超越庄园范围的地区性武装集团。无数分散的武士聚集在一地，统一指挥，组成了武士团。武士团的首领称“物领”，下属称“庶子”。武士团有着极强的宗族观念，坚决执行首领的命令，实行主从关系。武士在战场上武勇和对主人的献身精神，是对武士个人和武士团的基本要求，形成了“武家习气”，“弓矢之道”等新观念，成为维持武士团组织的重要思想支柱。武士兴起的年代，正是日本从律令社会转变为贵族社会的时期，也正是封建制度抬头的时期。所谓武士的兴起，决不仅仅是贵族与武士之间争夺权利的过程，而且包含了武士从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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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农中产生的新兴力量。那时，作为地方地主的武士，把根扎在土地之中。他们被任命为捕头、押司等，并且拥戴出身名门的武将为靠山。

（二） 传统武士的名誉观

10世纪平安时代末期，当时大量存在的武者还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武士。武者仅仅是那些为了保护自身既得利益或争取新利益而利用武艺进行征战的私有土地领主。这些武者也会利用自己在周围的名声作为谋取利益的一种手段。这时候的名声即是外界对其是否勇猛的一种评价标准。

到11世纪末，武者当中特定的一部分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成为公认的武士身份者，其身份特征才开始逐渐鲜明起来。武士要继承家传的武士身份，要维护祖先建立起来的家业，要在武士集团中保持一定地位，就必须时刻检讨自己行为和能力是否符合作为武士的义务和职责，是否玷污家族传统的名声。同时，武士集团也会根据武士行为是否履行了所赋予的权利和义务，以评价武士是否有能力和资格继续拥有这种身份。

进入镰仓时代之后，武士对名誉的追求显示出更强烈的价值指向。名誉作为封建社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武士的立身之本。名誉对于武士而言，是对其武士身份价值的肯定。这种评价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内部的，指对自身行为是否履行了武士身份所赋予的责任与义务的自我评价。二是来自外部的，指武士所属集团对武士行为是否符合集团利益，是否履行了集团所赋予权利和义务的评价，也称之为社会性评价。

1. 武士名誉的自我评价

“家”是中世武士身份者在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参与单位。武士在以“家”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生活中形成相对独立的价值观和理论观。“家”是武士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对于武士而言，“家”的利益等同于武士个人利益。因此，武士的能力和行为是否能够保护“家”的利益，可以看做是武士对自身行为进行名誉评价的自我评价标准。

（1） 武士之“家”

11世纪末期以后，日本地方社会尤其是东部地区，逐渐被以本土领主为核心的武装集团（武士集团）控制。武士依靠武力守护家业，同时也需要以武力扩大家业，并将家业传给子孙。因此“家”是武士参与所有社会生活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出生在武士家庭的个人，有义务和责任用武装实力扩大家业，最低程度也要维持家业的存在和延续。

“家”名并不仅仅指作为“家”的核心的武士的个人名誉，更多地包含其家族或祖先由从前一直到现在积累而成的名声。武士“家”所具有的“累代佳名”，即是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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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是来自祖先代代的积累所成，武士不仅现在拥有继承自祖先的“名”，还需要时刻对家族名声进行维护，有义务将“名”传递给子孙。这是每个武士对于祖先和“家”的义务。

（2） “家”的意义

武士重视“家”的意识在《万叶集》中有许多表现。如“我等待弓箭者，应惜身后之名”，“应惜万代之名”。武士个体失去名誉，其所属的整个家族也会受到损失。因此，“家”对于武士而言，既是武士的名誉来源之一，也是个人名誉的体现，是最直接的名誉评价标准。

首先，“家”是武士身份名誉的来源和保障。武士身份者发源于平安时代末期的武装领主，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所有的武装领主都可以成为之后的武士的源头。在一部分特定的武者得到权威公认之后，武士身份才正式宣告成立。这些经过权威公认的武士才是后来武士的源头。

镰仓时代，对武士出身的要求更加严格，不具有这种身份传统的人，即使武艺精湛，也不会被看做是武士。武士身份必须被权威公认之后才得以成立，一旦成立，如果该武士实力和行为履行了集团或权威所赋予的责任和义务，这种身份才可以由子孙继承。否则，即使武艺精湛具备可以将武艺作为职业的实力，但是没有权威的公认，也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武士。所以出身于武士之“家”本身，便成为作为武士的先决条件。

作为武士，自身能力和行为是否能够维护“家”，不让“家”因自身的行为受到损害，就必须时刻审视自身是否具备勇猛之心。能否维护“家”的利益，最直接地检验了武士行为是否符合身份要求，是否符合“家”的利益要求。武士要担负起维护以“家”名为代表的传统名誉和责任。维护“家”的名声不受损害既是武士追求个人名誉的义务，又是必须履行的责任。因此，维护“家”是武士行为规范形成的重要参照标准，也是武士评价自身行为是否符合武士道的重要标准。

2. 武士名誉的外在评价

在日本中世武士社会中，武士的“家”是最基本、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参与单位，是武士社会团结最紧密的集团。武士的“家”是否能够维系和发展，是各个武士集团得以存续并保存武装实力的基础。因此，武士的行为和能力是否能够维持“家”的存续和发展的要求，便是衡量武士是否能够获得名誉评价的最基本的外在标准。

（1） 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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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士“家”的范围内，“家”是最高的行为规范。如织田信长认为“孝”是国之根本。之所以将“孝”置于武士伦理中如此重要的位置，根本原因在于“孝”对于维系武士社会的基本组成单位——“家”的内部秩序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武士阶级的“孝”的思想，是维系“家”的存续，家业继承和内部秩序的根本。“孝”是武士行为规范之一，符合“孝”的行为，即被世人和权威所认可。

武士的“家”的内部以孝作为标准评价武士行为，其中必然受到家族血缘关系的影响。将武士“家”的内部秩序延长至武士集团的主从关系，于是“孝”作为评价武士行为的标准。 （2） 忠

平安时代末期，武士由于胜利而获得功名和得到赏赐，通常是具体的物质。武士集团的君主根据武士所立战功的多少来决定赏赐土地的数量。赏赐及赏赐的多少，并不是君主根据自己的意愿可有可无的，而是武士集团中必须遵守的规则。

君主与家臣之间以物质和精神上的“恩”以及为了报答恩而为君主尽“忠”作为表现形式。“恩”是指来自武士所属集团的君主的物质赏赐。武士领受了君主的“恩”，就必须对君主报答，而报答的最理想方式，便是完全遵从武士集团和集团君主的意志。这些行为规范即为“忠”。武士君主赏赐家臣“恩”，家臣为了报恩而履行“忠”的义务。武士的“忠”是对武士完成君主交付的职责和履行报恩的义务的概括，因此武士“忠”的行为受到集团意志的肯定，成为评价武士名誉的重要标准。

（三） 传统武士的生死观

在武士履行其社会角色所赋予的义务的过程中，死是武士一定要面对的课题，同时，死也是武士最关系名誉的行为和获得名誉的手段之一。武士是否能够获得名誉，在武士面对生死的取舍瞬间，往往是最典型的体现。因此武士对死的态度和在生死之间的选择，是了解武士道的重要角度。

日本中世纪时代的武士主要的社会活动都体现在军事活动中。在战场上，武士本能的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同时存在，对生与死的抉择往往必须在瞬间完成。在这种生与死的选择中，武士道精神及武士的名誉观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平家物语》中有这样的描述，“如果自己的生命丧失在与之战斗的敌人手中，不是耻辱，但是如果让敌人看到自己的后背，则是无穷无尽的污名。”由此可见，在武士道精神中，不惜以死作为代价也应该维护自身名誉的意识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名誉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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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害的武士，为了重新赢得名誉，就要向敌人复仇并且要取得胜利，这是其身份所赋予的义务。在雪耻的过程中，武士即使以性命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抛弃生命，以死的代价挽回名誉，也是武士追求名誉的最后手段。

武士的死，向来被视为武士阶级的行为规范和伦理道德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叶隐》的那句“所谓武士道，即死而已”的宣言，更加表明了在武士的名誉观中以及追求名誉的过程中，往往不惜以死作为获得自身名誉的最终手段。

新渡户稻造在他的《武士道》中谈到名誉与生命的价值，“名誉，是一种虚幻的，无非是表现为世人的称赞，但名誉也因是人生的至高至善之物而备受尊崇。只有名誉才是青年们所追求的目标，而并非富贵和学识。为了赢得名誉和名声，生命也可以被视为廉价之物。因此，名誉比生命更有价值，可以极度平静而迅速地舍弃生命。”正如新渡户的感觉一样，在武士阶级伦理中，名誉重于生命。生与死之间，依照人的本性，当然以生为重；但是如果为了获得名誉，则舍生就死，如果蒙受耻辱，行为被评价为不名誉，则比死更加痛苦。

在武士道精神形成初期，由于受到武士自身所处日本中世时期历史特征及其社会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因此，评价武士是否履行了其身份所负有的责任和义务时也表现出一些特点，例如“侧重实践”、“注重细节”、“合理主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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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国时代——武士道精神发展的成熟阶段

进入室町时代后期，武士社会内部各大名集团之间连年混战。在动乱的社会环境中，武士关于自身行为规范的思考发展为比较完整的体系。自室町时代末期到德川幕府成立之前约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日本武士传统的价值观发展至成熟阶段。

室町时代末期，日本进入了所谓的战国时代。在武士社会中，幕府将军无论在行政意义上还是精神层面上都失去了权威。同一时期，城市里的商人阶级日益活跃，受商人文化的道德思想的影响，功利、合理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影响战国武士社会伦理思想的重要因素。

（一）战国时代的环境新特点及主从关系的变化

传统的中央朝廷权威趋于没落，随着农村的村落化和城市的出现和发展，各地区旧有势力和新兴的势力不断发生实力和观念上的冲突。商人们的追求私利、个性解放和享乐的功利主义思想逐渐成为影响武士社会的重要因素。

以室町时代幕府足利氏将军为代表的武士政权失去了昔日的权威，社会进入动荡时代。室町时代的武士社会分裂为各个大名集团。集团之间相互征战，实力强大的武士大名集团通过军事或者政治手段将其他集团的武士和土地据为己有。大名是各个武士集团的首领、君主，在集团内部作为绝对君主拥有专制统治权利，同时，大名与其集团内部的家臣又属于同一个利益共同体。

战国时代的社会环境决定了武士集团和武士个人必须以实力获得权利、地位和现实利益。这已经成为战国时代武士甚至其他社会各阶级的共同认识。武士集团中传统的社会关系以及武士的社会角色定位也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点。镰仓时代曾经的名誉标准——“效忠君主”，在进入战国时代之后发生了变化，“天下破灭就破灭，世间毁灭就毁灭，只要我获得富贵，我就要比别人更加绚丽奢华”，这种极端的个人功利主义思想，在传统武士道思想中是不可思议的。武士集团内部各个成员之间的关系更加鲜明地表现为以个人利益为前提。镰仓时代形成的武士阶级行为准则和习惯道理，在以实力争取权利和利益的战国时代已经走向衰落。那些企图约束个人追求“私”的利益的法律条文，不再对武士、武士集团的行为具有约束作用。“下克上”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打破既有秩序规则、孕育新秩序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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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室町时代后期的战国时代，自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传统武士的责任和义务的关系已经不再是维系社会秩序的纽带。虽然足利义满将军时代曾经重新规定了各级武士的身份地位和必须遵守的礼仪作法，试图借助武士伦理的传统精神巩固室町幕府的统治秩序，但是这些只是在表面上宣扬武家传统伦理的做法，显然脱离了当时的社会实际情况，即使能够暂时使武士社会内部各个武士集团维持安定局面，也只能是极为短暂的效果。足利义满死后，室町幕府成立当初便存在的不安定因素开始表面化，武士大名集团之间的利益争夺激化，到了足利义教时代，竟然出现了武士杀害幕府将军事件——嘉吉之变。武士出于私怨杀害将军事件的本身，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武士社会面临的伦理危机。

战国时代的武士，在君主家覆灭或者有覆灭危险的时候，便会脱离原君主家成为浪人，并随时准备寻找更有能力保护他们利益的新君主。这个时代的武士主从关系已经演化为“武士会根据自己的君主是否具有实力而决定是否更换君主，这种做法已经成为战国时代的武士之习。武士简直变成了朝三暮四者。虽然这种新的社会环境下出现的这种武士行为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并不意味着任何舍弃君主、投靠更有实力的新君主的行为在武士的名誉观中是一种值得称赞和标榜的行为，而只是作为一种适应当时社会状况的合理主义的行为模式被战国武士广泛接受而已。

由于“下克上”的现象和风气在战国时代普遍存在，武士社会尤其以大名为首的武士集团为了维护集团实力，在内部更加强调主从之间上对下的“恩”和下对上的绝对忠诚。“为上者”努力凭借自身强有力的军事和政治力量，使自己的集团保持稳定，从而保证整体实力，以对付周围各个大名随时的挑战。“为下者”则努力保持并增强自身实力，以使自身继续受到重视、维护既得利益，同时，当“为上者”能够满足自身在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期待时，则会留在原来的武士集团中，但是一旦“为上者”能力不能满足自身对物质和精神上的要求，便选择“克上”，取而代之或者寻求更有实力的君主以及有可能为自身带来更大利益的武士集团。传统武士道中强调的“服从”、“报恩”的主从关系，渐渐演变成“为上者”要防止被“为下者”所克、或者“为下者”不惜以“克上”为手段寻找机会保存实力以争取自己更大利益的关系。

（二）重新形成的武士道

随着武士政权——室町幕府的衰落，武士集团内部以及社会整体各个阶层都被私欲膨胀的社会意识所笼罩。武士集团的下层成员逐渐认识到，社会下层和上层之间也可以通过运气和实力来改变现状。处于下层的民众和武士都可以为改变自身命运而向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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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权威发出挑战，运气和实力成为获得地位和利益的直接赌资。肯定私欲、否定权威、依靠实力和运气的社会意识风潮，对当时充满活力的底层社会成员的伦理意识和行为规范发挥了重要影响作用。

战国时代的旧秩序的权威已经全面失落，新兴的武士集团和武士大名依靠实力崛起。武士不再拘泥于是否拥有可以炫耀的家世，每个战国武士只要个人有实力、有运气，就可以改变现状，即使身份低下者也有机会获得财富进入社会上层。在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中，临机应变、等待时机、寄希望于命运、祈求神佛保佑成为普遍的社会意识，侥幸与博弈的心理冲击着人们的伦理观念。这样的观念不可避免地作用于武士们的日常生活，也成为战国武士时代武士道的新的组成部分。

战国时代是武士全盛的时代，武士作为“战斗员”所肩负的社会职责在混战社会中得到了充分发挥。武士道也在这个时期进入了成熟阶段。战国时代新的社会状况，也使得武士的行为规范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并且出现了以下新的特征：第一，实力因素在武士伦理意识中占有了更高的地位，在武士现实生活中具有了更大影响力。实力是战国时代武士个人和集团得以存续的根本条件。武士大名君主必须具有相当实力，才能召集和团结武士家臣并带领整个集团与其他集团进行利益争夺；武士家臣阶层则要依靠实力，争取自身在集团中的利益。第二，武士社会中个人的合理主义和重视集团力量的意识同时趋于强化。对旧有权威的轻视和对私欲的追求，成为战国武士的普遍思想。第三，武士行为规范与君主意志明显地转化为既相互依存又相互对立。

尽管如此，在战国时代武士道依然保存了以实力和勇猛精神追求名誉的传统精神。正如织田信长在给儿子的书信中这样写道，“武士之道应不同俗例——在战场上要以威名赢得战斗胜利。这是我信长的目的，也是我们父子共同的目标”。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依然是武士的共同价值目标。追求胜利，凭借实力追求物质利益，无论对于武士集团的君主还是家臣而言都是追求名誉的最直接手段。

（三）宗教文化对武士道的影响

室町末期，武士大名集团之间的战争以及大名与幕府将军之间主从秩序的崩溃，使传统的武士伦理思想遭到严重破坏。但是在以大名为君主的各武士大名集团内部，传统的伦理观念依然被用来作为维护集团秩序的思想工具。

武士君主阶层为加强集团内部统治，开始从统治阶层的利益角度并利用武士追求和维护名誉的传统观念塑造符合战国时代特点的武士社会价值观念。在此过程中，武士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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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阶层在宗教文化方面对武士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改造和重新塑造。通过借用这些宗教思想的某些概念，从思想意识方面重视武士的价值观的塑造，并作为加强武士集团权威的有力武器。武士道的精神也在此过程中发生了改变。

1. 儒家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

在“君臣世道父子违礼、杀君杀亲、立邪立非”的“下克上”时代，镰仓时代以来形成的武士传统道德体系，已经不能完成维护战国武士社会和各集团内部秩序的任务。因此，武士社会急需一种新的道德思想，使之成为约束和评价集团内部成员行为的新规范。因此，幕府以及各武士集团君主开始试图借助中国儒学思想中“礼”的概念，来从思想上强化对既有秩序的维护。由于战国时代大名集团之间凭借实力相互对抗的社会关系逐渐明朗，传统的“各守其分”的伦理基础已经遭到了破坏，因此，讲究行为符合各自地位名分的“礼”，也不可避免地被形式化、繁琐化。“礼”的实质与战国时代的社会状况发生严重偏离，战国时代武家的“礼”逐渐发展为一种重视人际交往，维护个人名誉的方便主义道德。

在武士统治阶层借助儒家思想加强内部秩序建设的过程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对“义”的概念的借用。

“勇猛无畏”是传统武士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包括武士应该无所畏惧和擅长文武各种技艺以及谋略。而来自中国儒学的“义”的概念，在武士伦理意识中被置于与“勇”相对等的位置。“义是勇的伙伴，是一种决断之心。按照道理做出决定，丝毫不会犹豫的精神。当死之时便死，当讨伐之时则讨伐之”，“勇”与“义”相辅相成，“勇”是“义”的实现过程，“义”又是“勇”的行动目标。如果说武士的“勇”强调了传统武士道精神的话，那么“义”就是一种在实现“勇”的过程中不可违背的原则。这种行为方式符合武士的行为规范，因此被统治阶层重新诠释并大力提倡。

“义”的内涵中最重要的部分，依然是武士依据各自在主从关系的身份地位，履行相应的义务以及接受与之相符合的待遇等。所以，武士统治阶级主张每个武士都应该自觉地按照“义”的道德约束自身行为，并以“天罚”作为武士不义行为的后果，即“不义”的武士必将遭受灭亡的命运。可见“不义”是武士受到的最不名誉的评价。

“义”只是战国时代武士阶级对中国儒学思想借用的一个例子。这些原本来自中国儒学的词汇和概念，已经被重新赋予武士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内涵。上层武士利用这些儒学词汇来表述武士价值观和道德观念思想，对战国时代的武士道进行了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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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佛教思想对武士道的影响

武士一方面作为杀伐者，一方面又要极力避免被杀伐。无时无刻不面对生死抉择的生活，使武士内心处于矛盾和惶恐之中。战场上的杀伐，是武士的义务，不得已而为之；在生活中，武士需要从各个细节中为自己的内心寻求可以解脱苦闷的思想工具。为了克服内心中对死亡的恐惧，武士统治阶级及武士个人都在努力寻找一种精神上的力量，以拯救时刻面临生死选择的武士的精神境界，使他们能够勇敢面临死亡的挑战，在为君主征战的时候能够放弃个人的生死，在面临杀戮和死亡的时候内心能够保持平静。

来自武士阶级整体的精神方面的需要，使镰仓时代的民间佛教逐渐活跃起来。当时武士对佛的期待是现实的。这点与中国文化中的佛教不同。1336年，武士正成兄弟受天皇命令与室町幕府军队战斗，他们战败后撤退到一个村子之后，主仆一同坐下口念佛祖切腹自杀。正成临死前问弟弟，“临终念佛希望转世，你希望获得什么样的来生？”弟弟说，“仍然希望转世为人，然后剿灭敌人。”由此可见，武士对佛祖的祈愿，目的并不完全在于能够前往极乐世界，而是仍然回到人世间，继续与敌人作战，以雪兵败之耻辱。他们对于神佛的信仰是功利而现实的，也是镰仓时代因果报应和轮回转生思想的演变形态。

武士在残酷的现实之中，将所有对生的向往和对幸福的追求都寄托于超越现实的佛祖，武士对佛的信仰是深刻而带有武士身份特点的。武士认为自己只要在现实中完成自己的任务，应该做到的事情做到善终，佛祖就会保佑自己。于是，佛教思想成为武士克服对死的恐惧、对生依恋之心的思想工具。其中，佛教思想中强调领悟生死的修行正符合武士对宗教信仰的要求，更符合武士在精神方面的需求。洞彻生死的佛教也因此深刻地影响着日本武士的生死观，是武士道不可缺少的构成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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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德川时代——武士道精神的正式形成

近代的武士作为日本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依靠其建立的德川幕府体制，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统治责任。其中，武士阶级中的统治阶层对战国时代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武士伦理道德，逐渐从“公”的层面上进行了大规模改造；而从武士的个体角度来看，武士如何认识自身身份、所处社会关系，以及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等问题，依然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之前时代的传统精神。因此，德川时代武士道精神出现了旧有精神和新兴精神之间的游离。

统治阶层意志和武士个体的传统行为规范之间的关系，对德川时代武士阶级整体的伦理道德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对武士的名誉观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进而使武士道精神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 德川时代的社会环境变化

进入德川时代，“武家”垄断了“天下国家”的统治权，权利的集中程度远远超过了之前的武士政权。除了幕末之外，在德川时代，所谓“公家”的概念，也已经完全从以天皇为首的宫廷公卿政权转变为以幕府将军为政权顶点的幕府统治阶级的代名词。如幕府文件中常见的“公仪”等，完全是幕府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因此，“武士”与“武家”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成为了影响武士道精神的新因素。

德川时代，武士被德川幕府固定在各个等级的“奉公人”的位置上，构成了德川幕府严密的官僚体制，武士的社会角色和被赋予的社会责任发生了重大改变。

此外，武士阶级不但在此时代被强制退出了商业活动，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失去了参加战斗的机会，只负担起经营和管理受幕府将军委托的邻国和百姓的责任。武士一方面摆脱了土地的禁锢，同时也失去了从前作为土地领主的经济独立性，完全成了依靠各藩政俸禄的行政官僚。

（二）德川体制下武士道的变化

德川幕府成立的前提是军事实力或可称为军事暴力，但是在德川幕府成立之后，也标志着和平年代的到来，武士所具有的、体现为军事暴力的实力，必然被统治阶级加以限制。因此，武士阶级中的为政者强调为下者的武士对上必须绝对“忠诚”，“忠诚”的价值被置于军事实力之上。正如奠定了日本和平年代的政治基础的织田信长曾经对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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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忠节者可以留用，而那些曾经背叛君主者，则应命令其自杀或者产出。”因此，这一时期的“忠”在武士道精神中被置于“义”之上。在德川幕府建立之后，幕藩体制从制度的角度上，强调了“对君主绝对忠诚”、“在各自固定的位置发挥作为幕府体制组成部分的作用”等行为才是武士道精神的精髓。

（三）儒学对武士道的重新改造

正如相良亨在《武士的思想》中所述：“重视为政者德性的思想，在进入德川时代后，与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相结合，武士统治者借用了儒学中关于父子、君臣、夫妇、长幼和朋友的五伦关系思想，并且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武士的‘职分’理论、推广到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这种思想被称为‘士道’，其中顺从‘公’的意识占据重要意识依然作为传统精神被武士继承下来，这种传统精神被称为‘武士道’。‘士道’以人伦关系为出发点，而‘武士道’则以武士对死的态度和觉悟作为根本”。

德川时代的的武士行为规范受到中国儒学的影响。其中关于生死的认识也不可避免地渲染上理想主义色彩。德川时代的朱子学主张，社会的安定和秩序的存续都与武士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有关。即个人的“私”的道德必须与“公”的秩序结合在一起。

此外，武士阶级统治阶层不但在幕藩法令中大规模地引用了儒教思想，并且借鉴儒教“礼”的思想，根据各级武士的地位高低，制定了有关服饰、敬称、车马等方面的等级制“别”，使武士的生活等各个方面都必须遵守幕府统治体系的等级秩序。儒学也在此过程中对武士道的改造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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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三个时期

结 论

武士道作为日本传统精神之一，是名誉观等伦理意识的重要范畴，是一种价值评价。 武士道的雏形，在日本封建社会形成之前就已经存在，随着武士阶级政权的成立，武士阶级成为日本政治生活的主体，其伦理思想对其他社会成员的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武士道精神随着年代和社会状况等外在条件的变化，也呈现历史性的变化。产生变化的直接原因在于，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下，武士所被赋予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也有所不同，同时，其履行社会职责和义务的状态和形式，以及所被赋予的行为规范也必然随之变化。从镰仓时代到室町时代前期，武士道精神既尊重个人实力，又倚重已存在的主从之间相互的责任、义务以及恩情。武士个人对名誉追求受到武士统治阶级的认可。同时，武士阶级中的领主阶级利用武士道精神内容实现巩固自身地位并加强权威以改造武士道精神的趋势初现端倪。从室町时代后期开始的战国时代，由于战斗形势发生了变化，由传统的个人对决变为集团作战，因此武士的个人实力遭到否定并且逐渐由“忠”占据武士道精神的主要内容，即将“公”置于武士个人名誉和利益之上。战国时代结束之后进入了大统一的德川幕府时代，“勇猛”等内容正式被统治阶级否定，“服从”和“顺应”幕府被强调为武士的最高价值行为。同时“奉公”等思想开始引入武士道精神之中。因此，武士阶级对名誉以及实现名誉的手段等方面的认识，无论从武士阶级整体还是个人都相应地影响着武士道精神的形成及发展，使得武士道在每个不同时代都有着新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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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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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眨眼之间，两年的日语生活匆匆而过，欢乐的时候总是感觉时间过得很快，虽然有些怅惘，但是美好的回忆却会永远滞留于心。

我衷心地感谢刘伟老师对我的毕业论文进行的指导工作和其他老师两年间认真的教学。我还应该感谢两年间与我一起学习的同学，感谢你们对我学习上的关怀与交流，感谢你们的帮助。和你们一起坚持了两年的日语学习使我有了很大的成长。

最后，在今后的生活中我也不会放弃对日语的学习，我会更加努力地学习日语，感谢日语带给我的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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