哑巴与春天

最惧怕春风的，莫过于积雪了。

春风像一把巨大的笤帚，悠然扫着大地的积雪。它一天天地扫下去，积雪就变薄了。这时云雀来了，阳光的触角也变得柔软了，冰河激情地迸裂，流水之声悠然重现，嫩绿的草芽顶破向阳山坡的腐殖土，达子香花如朝霞一般，东一簇西一簇地点染着山林，春天有声有色地来了。

我的童年春光记忆，是与一个老哑巴联系在一起的。 在一个偏僻而又冷寂的小镇，一个有缺陷的生命，他的名字就像秋日蝴蝶的羽翼一样脆弱，渐渐地被风和寒冷给摧折了。没人记得他的本名，大家都叫他老哑巴。他有四五十岁的样子，出奇地黑，出奇地瘦，脖子长长的，那上面裸露的青筋常让我联想到是几务蚯蚓横七竖八地匍匐在那里。老哑巴在生产队里喂牲口，一早一晚的，常能听见他铡草的声音，嚓——嚓嚓，那声音像女人用刀刮着新鲜的鱼鳞，又像男人抡着锐利的斧子在劈柴。我和小伙伴去生产队的草垛躲猫猫时，常能看见他。老哑巴用铁耙子从草垛搂下一捆一捆的草，拎到铡刀旁。本来这草是没有生气的，但因为有一扇铡刀横在那儿，就觉得这草是活物，而老哑巴成了刽子手，他的那双手令人胆寒。我们见着老哑巴，就老是想逃跑。可他误以为我们把草垛蹬散了他会捉我们问责，为了表示支持我们躲猫猫，他挥舞着双臂，摇着头，做出无所谓的姿态。见我们仍惊惶地不敢靠前，他就本能地大张着嘴，想通过呼喊挽留我们。但见他喉结急剧蠕动，嗓子里发出“呃呃”的如被噎住似的沉重的气促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

老哑巴是勤恳的，他除了铡草、喂牲口之外，还把生产队的场院打扫得干干净净。冬天打扫的是雪，夏天打扫能是草屑、废纸和雨天时牲畜从田间带回的泥土。他晚上就住在挨着牲口棚的一间小屋里。也许人哑了，连鼾声都发不出来，人们说他睡觉时无声无息的。老哑巴很爱花，春天时，他在场院的围栏旁播上几行花籽，到了夏天，五颜六色的花不仅把暗淡陈旧的围栏装点出了生机，还把蜜蜂和蝴蝶也招来了。就是那些过路的人见了那些花儿，也要多望上几眼，说，这老哑巴种的花可真鲜亮啊，他娶不上媳妇，一定是把花当媳妇给伺候和爱惜着了！

有一年春天，生产队接到一个任务，要为一座大城市的花园挖上几千株的达子香花。活儿来得太急，人手不够，队长让老哑巴也跟着上山了。老哑巴很高兴，因为他是爱花的。达子香花才开，它们把山峦映得红一片粉一片的。老哑巴看待花的眼神是挖花的人中最温柔的。晚上，社员们就宿在山上的帐篷里。由于那顶帐篷只有一道长长的通铺，男女只能睡在一起。队长本想在通铺中央挂上一块布帘，使男女分开，但帐篷里没有帘子。于是，队长就让老哑巴充当帘子，睡在中间，他的左侧是一溜儿女人，右侧则是清一色的男人。老哑巴开始抗议着，他一次次地从中央地带爬起，但又一次次地在大家的嬉笑声中被按回原处。后来，他终于安静了。后半夜，有人起夜时，听见了老哑巴发出的隐约哭声。

从山上归来后，老哑巴还在生产队里铡草。一早一晚的，仍能听见铡刀“嚓——嚓嚓——”的声响，只不过声音不如以往清脆，不是铡刀钝了，就是他的气力不比从前了。那一年，他没有在场院的围栏前种花，也不爱打扫院子，常蜷在个角落里打瞌睡。队长嫌他老了，学会偷懒了，打发了他。他从哪里来，是没人知道的，就像我们不知他扛着行李卷又会到哪里去一样。我们的小镇仍如从前一样，经历着人间的生离死别和大自然的风霜雨雪，达子香花依然在春天时静悄悄地绽放，依然有接替老哑巴的人一早一晚地为牲口铡着草料，但我们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原来这小镇是少了一个沉默的人——

一个永远无法在春天中歌唱的人！

窗里窗外的世界

哈尔滨是一座缺少绿地的城市，所以在这里是没有草地上的阅读的。我所渴望的在假日中带着一本书，能够懒洋洋地坐在草地上的阅读也就只能成了一种奢望。好的读书环境应该说是与自然联系在一起的，可是在拥挤、喧闹的城市里，你只能蜗居在家里读书。

从鲁迅文学院毕业后到哈尔滨工作，正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脱离了北京那种躁动的生活环境，哈尔滨的相对宁静让我觉得格外舒适。在北京的三年中，读了很多“热点”和“潮流”中的作家作品，比如马尔克斯、劳伦斯、米兰·昆德拉等。那些作品完全是由于大家一致叫好而跟着去阅读的，其实读后觉得他们并不像人们推崇的那么伟大。

我刚来哈尔滨时，住在省图书馆附近。那时我就有了创作长篇小说《满洲国》的动机。我在省图办了一个借阅证，每周都要去那里几次，查阅关于“满洲国”的相关数据，做了大量笔记。有的时候懒得回家做饭，从省图出来就进了附近的小餐馆，吃上一盘水饺，或者是一个玉米面菜团子。街市是热闹的，可人一旦进入读书状态，所有的热闹似乎都与己无关了。由于沉浸在对“满洲国”的幻想中，所以我常常觉得街上的行人穿的是长袍马褂，某个门脸俗艳的铺子是那个时代的妓院，有点“不知今夕何夕”之感。在留意“满洲国”相关资料的同时，我也阅读其他的书籍。我发现，人越是独自面对生活，才会有独特的判断力。这时我已经不喜欢读那些人云亦云的“潮流”中的书籍了。我重拾经典，读《红楼梦》、《三国演义》、《复活》、《包法利夫人》、《神曲》等作品，同时也读安徒生、格林的一些童话作品，觉得它们真是好，它们的魅力有如陈年老酒，愈久愈醇。读书之余，有的时候也到外面走一走，最常去的是松花江边，我最喜欢黄昏时去，倚着江畔的栏杆看落日。落日浸在江水中时，水面的波光就会变成金黄色，好像江上游着一群一群的金鱼。

哈尔滨有“冰城”之称，它一年之中大约有半年时间是在冬天。冬天更是读书的好时节。夜晚，你坐在灯下，听着北风在窗棂上呜呜地叫，感受着室内有如春天般的温暖，你随便拿起一本书来，都会有一种无与伦比的幸福感。尤其是下雪的日子，你坐在窗前，看着窗外飘飞的雪花，手中握着一卷书，会更加的思绪翩翩。所以我创作力最旺盛的季节，就是冬季。大自然进入了休眠状态，再没有绿树红花了，但我的思维却空前活跃起来，不仅创作激情飞扬，而且爱大量地读书。我的枕畔，常同时摆着好几本书。比如读累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我会马上拿起辛弃疾的诗词；被《日瓦戈医生》的沉重而压抑得要出现失眠的感觉时，赶紧读两篇周作人的散文。中国那些好的文学作品，从来都不乏优雅、闲适的气息。好的文字对我来说就是一片片飘舞的雪花，让人赏心悦目、滋润心田。

我们在窗里读书，在窗外阅读这座城市。窗里与窗外的世界有时是隔绝的，有时又是相互联系的。总在窗外流连，人就不容易走进“自我”，缺乏一个作家所应具有的内心生活，容易使艺术陷入平庸和世俗的泥潭；可是固执于在窗里营造自己的那种“阳春白雪”般的读书生活，又容易脱离了琐碎却又朴素喧闹的现实生活，使艺术成为“空中楼阁”。对一个作家来讲，窗里与窗外的生活都不可或缺。

我在阅读这座城市的时候，它也在悄悄地阅读我。我阅读它的风霜雨雪，它阅读我的喜怒哀乐。虽然在这里没有浪漫的草地上的阅读，我一样觉得愉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