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寅恪对陈三立精神遗产的继承与发扬
杨剑锋
(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上海200438)
【内容摘要】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对严重的民族文化危机有着清醒而又极其痛苦的认识。陈寅恪秉承陈三立以传承、保存中华文化
为己任的历史重负,处处维护中华本位的传统文化,对全盘西化之思潮持抵制态度。同时,陈三立的气节也对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著名观点的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起中国文化“托命人”的历史重担。【关键词】陈三立陈寅恪文化保守主义
G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9106(2009)10-0104-04中图分类号:
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一文中曾经指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
[1]
则也。”作为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之一,陈寅
其终始,猥猎一二不根肤说,盛倡于纲纪陵夷、士气萎靡之后,以忠为戒,以死其君为妄,溃名教之大防,绝彝常之系统,势不至人心尽死、导而成蜉蝣之群、奴虏之国不止”(《南昌东湖六忠祠记》),认为其说“邪诐交炽,陷溺人心,为患烈且巨,振古未有”(《桐城马君墓志铭》)。特别是对全盘西化艺术、文字的极端观点,陈三立派关于彻底破坏传统文化、
愤怒地指责“邪说充塞,蹄迹纵横,莽莽非人世,其狂逞几欲举古先伦纪、道德、典籍、文字尽摧灭而变易之”(《朱鄂生〈真斋诗存〉序》),并且指出这已导致“循良雅化之遗迹扫地以尽”(《〈竹如意馆遗集〉序》),传统的民族文化遭到毁灭性破坏,“为祸之烈,尚忍言哉”?
需要说明的是,陈三立并非食古不化的顽固守旧派。他坚持儒家文化传统和伦理价值,但对封建礼教腐朽和束缚人性的一面同样持有启蒙式的警觉。他肯定人性是自由的,批判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束缚,主要吸收西学对儒家思想进(1894年)在行改造,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光绪二十年为友人汪康年《振绮堂丛书》撰的序中,他就表明了对待西学应当采取的态度:
吾观国家一道德同风俗,盖二百余年于兹矣。道咸之间,泰西诸国始大通互市,由是会约日密,使命往还,视七万里之地如履户闼,然士大夫学术论议亦以殊异。夫习其利害,极其情变,所以自镜也。蔽者为之溺而不返,放离圣法,矫俗之士至欲塞耳闭目,摈不复道。二者皆惑,非因损其真。
所谓明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者也。
在陈三立看来,中国打开国门与西方各国平等交往,是
恪研究的对象虽是史学,但其最终的目的却在于中国文化应当说,其父陈三立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对陈的重建问题。
寅恪有重大影响。当然,陈寅恪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源自陈三立,但既有继承,亦有发展。父子二人共同承担起中国文化“托命人”的历史重担。故此吴宓认为:“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
[2]托命者也”。
一
陈寅恪对陈三立精神遗产的继承,首先在于维护民族文化本位的学术思想。
陈三立从小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思想教育,接受了中国二千多年的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其后他与父亲出仕清廷,推行维新变法,努力挽救国家的危亡。这些思想特点和他曾经这样个人经历,决定了陈三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陈述自己的文化理想:“四海犹存垫角巾,吐胸光怪掩星辰。已迷灵琐招魂地,余作前儒托命人。”(《余过南昌留一日渡江来山中适闻胡御史亦至有任刊豫章丛书之议赋此寄怀》)“文化托命人意识”贯穿了陈三立思想之始终。这种
站在这一立场,陈三立对全盘西化思潮持激烈的批判态度。他痛心疾首地批评“吾国新进学子驰观域外,不深察
*本文为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STY-07003)。*作者简介:杨剑锋,上海体育学院体育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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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势所趋,随之而来的将是西方学术文化思想的涌入。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态度应是“习其利害,极其情变”。对于西学,无论是不加选择的全盘接受,以致“溺而不返,放离圣法”
,还是“塞耳闭目,摈不复道”,采取驼鸟政策,都是不对的。在波谲云诡的大变革时代,面对汹涌而来的西学大潮,陈三立的头脑是极为清醒的,尤其是对传统文化中哪些该变哪些不该变有着辩证的观点:“盖不变其所当变与变其所不当变者,其害皆不可胜言”(《义门陈氏宗谱序》)。
陈三立的文化保守主义,同样深刻地影响了陈寅恪。但是,陈寅恪对社会转型与文化转型的思考,比其父更加深入、
系统。著名学者余英时认为,陈寅恪“事实上是以毕业的学术研究来寻求关于现代中国思想问题的答案”[3],这一论
断是极为准确的。
陈寅恪选择魏晋、隋唐史为自己治史的主要研究对象,其目的正是为了探究历史的规律,从而为现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作一个探索。因为魏晋、隋唐时期正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民族文化、胡人与汉人大融合的时期,特别是佛教的传入及其与中国思想结合的过程,与近代西学东渐的大潮极其相似,因此成为陈寅恪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1932年,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作的审查报告中,陈寅恪提出了他的民族文化本位论:“至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窃疑中国自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之外来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
接触史之所昭示也。”[4]
陈寅恪这一段议论在中国思想史上
具有重要意义。
他认为道教对外来思想之吸收是有原则的,即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这样才能丰富自己本身的思想,融成一家之说;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实是“不忘其本来民族之地位”
一句之自注,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坚持思想文化的独立自主性,反对文化殖民。
陈寅恪认为,相比较血缘纽带,文化才是区别一个民族的最重要标志:“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
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
[5]
他还举《北齐书杜弼传》、《北史源贺传》等为例,说明胡汉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种族”。陈寅恪此论,已隐含了对可能丧失民族身份的忧虑,具有强烈的现代关怀。而社会的现实正在朝他所忧虑的方向发展,全盘西化的事实选择,正在造成千千万万“胡化之人”,民族文化正在不断丧失。而唯一能够挽狂澜于既倒的,便是学术能够存民族文化之血脉。他强调:“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此今日之公论也。”又说:“国可亡,而史不可灭。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
感慨如何?”[6]
显示出对现状的焦虑。不过,他对于民族文化
的未来还未丧失基本的信心:“窃疑中国自今日之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
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
歇绝者。”
[6]
可见,陈寅恪一生虽在治史,实为探讨中国文化的走向问题。
他秉承陈三立以传承、保存中华文化为己任的历史重负,处处维护中华本位的传统文化,对全盘西化之思潮持抵制之态度。即使到晚年,他仍固执地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想。但是现实是残酷的,尤其是1949年之后,政治运动此起彼伏,传统文化遭到更加彻底的打击和毁灭,陈寅恪的文化理想更加难以实现。他与时代格格不入,只能在忧思愤懑中读书自遣。
1957年,他六十七岁初度时写下了“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7](P122)
的沉痛
诗句,不能不令人联想到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前写下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和陈三立的“自信眼穿偿一死,扶舆初烬未成灰”
的诗句,由此而知陈寅恪“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之句,同时概括了父子二人共同的精神世界。
二
陈寅恪对陈三立精神遗产的继承,还在于他对气节的坚持和对气节文化内涵的延展。
陈寅恪对其父精神遗产的理解,简而言之其实就是“气节文章”四个字。在具有总结性质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他写道:“(先君)后虽复官,迄清之末,未尝一出。然以吏
能廉洁及气节文章颇负重名于当代。”[7](P188)陈寅恪将陈三立
的“气节”排在“文章”之前,绝非随意为之,而是具有深刻含义。他始终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具有独立人格,更用一生自觉地实践贯彻这一精神,从不随流俗改易。去世之前两年,他在《赠蒋秉南序》一文中写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为了捍卫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学术精神,
1953年他在答复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函请他担任中古历史研究所所长时说:“我绝不反对现在的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于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习政治。“”我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该和
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8]
他还一再做诗嘲讽思想禁锢、思想改造与知识分子独立人格的丧失,如《文章》“:八股文章试帖诗,宗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又如《男旦》“: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又如《癸巳六月十六日夜月食,时广州苦热,再次前韵》“: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戌尚闻连浿水,文章唯是颂盛唐。”
与陈三立不同的是,陈寅恪的气节观还吸收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营养,追求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赋予传统的气节观以新的时代意义。这是他对陈三立气节观的继承和发展。余英时说:“由于他的西方学术的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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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修养,陈寅恪在这里已用西方为参照系统而对中国‘士’
的传统进行了现代的转化。”[9]从这个角度看,陈寅恪超越了其父“过渡人”①的角色,是完全意义上的现代知识分子。
陈寅恪的气节主要体现在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上。从撰写《王国维纪念碑铭》起,他就一再表彰这种精神:“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共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他说:“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甚至晚年在憔悴幽忧中撰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有“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旨,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后来成为许多学者的座右铭,但陈寅恪此说究竟应该做何解释?如果全面考察陈三立、陈寅恪父子的学术精神与文化理想,笔者认为它至少具有两个层面的内涵:第一,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这一点已被普遍接受;第二,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独立与自主。第二层面的内涵建立在第一层之上,又是第一层涵义的延伸。陈寅恪认为“吾国大学之职责,在求本国学术之独立”
,他为中国不仅自然科学落后于人,而且社会科学,包括本国史学文学思想艺术史等都受制于人,从而失去学术的独立性而痛心疾首。1929年,他送北大己巳级史学毕业生赴日本学习中国古代史,写下“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的沉痛诗句。他的名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并不只是就敦煌国宝被掠至国外而言,而是痛心于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落后面貌,所谓“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西方”是也。
三
陈寅恪始终将学术的独立视为一个国家民族文化的独立,学术受制于外国就意味着民族文化自主权的丧失,此“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陈寅恪这些论点发表于半个多世纪以前,但是现在读来,似乎特别契合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今天。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几十年以来,“我们确实少有称得上创新并引起世界关注的思想理论成果和艺术作品。在当今世界对任何重大现实问题的关切与思考都没有中国学派’的声音,我们的学术前沿就是学习和传播西方的
学术话语”
[10]
。一些学者不无忧虑地指出:“自80年代开始的文艺新潮,被称为创新的部分,几乎全是对西方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种种形式、手法的袭用,从意识流、‘朦胧诗’、泛性论表现、叙述主体的介入,无不如此。文艺批评的话题,从存在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一直到这里所说的全球化,全是西方话语,在这方面,中国最好
的批评家也只是能复述西方话语而已。”[11]
大量西方文化、学
说、思潮和电影大片在“拿来主义”的神话中不断引进,势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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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本土学者和作家的创新能力,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失去了文化原创的应有动力,民族文化的创新能力大大萎缩,而一个缺乏创新能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没有前途的。今天,我们不得不痛心并惊叹于陈寅恪的先知先觉,并对中国文化和学术究竟应该走“拿来”还是“自主创新”的道路进行重新审视。
近代是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从传统走向现代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从实质上看,这一转型就是现代性在中国建构、确立的过程,其中文化的转型是最重要的内容。中国近代文化的转型是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
交流、融合的过程中曲折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中西文化的碰撞、对抗大于交流、融合,最终西方近三百年历史进程中积淀的现代性文化资源几乎被整体地接纳,“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现代西方价值成为中国社会思潮的主流,而中国原有的二千年文化传统被视为“腐朽落后”的“封建文化”而几乎被整体地抛弃。正如杨联芬所说,“现代性”概念在中国“更倾向于一种空间化的时间意识”,具体说,就是与中国传统之“过去”
没有关联的“西方”所代表的“现在”。因此,从根本上说,就是一种文化空间的转换。经由晚清维新运动的失败和辛亥革命后思想文化“现代化”理想的落空,先锋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信心已经严重不足,西方文化在晚清的有限接纳,到五四,则发展成被全面认同和接受[12]。
这种文化空间的转换带来两个显著的后果:第一,在中国确立了自由、平等、民主、人道等在传统文化中较为缺失的现代意识和价值观念,完成了西方式的启蒙进程,并逐渐使中国摆脱了民族危机,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第二,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断裂”和现代身份认同的危机。科举的废除和清王朝的崩溃使儒学失去了制度依托;“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被视为近代中国落后的总根源而遭到全面批判;十年文革,传统更是被官方意识形态视为“封资修”而遭到“割尾巴”的厄运。经过数十年的清算、运动,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本土雅文化成为现代性祭坛上的牺牲品,变成缺少制度依托的“游魂”,导致中国文化现代性主体认同的危机。可以说,在中国,传统的“断裂”要远远比在国外一些国家来得彻底。
中国人是最善于遗忘的民族。事隔半个多世纪,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数十年前陈三立、王国维、陈寅恪那几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面对民族文化危机的巨大痛楚和焦虑感,因为在一个信仰解体后不久,一个全新的信仰迅速弥补了它留下来的真空。但是,对于一个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来说,文化的真空并不是那么容易被弥补的,这进一步证明陈三立、陈寅恪父子对民族文化未来的忧虑充满着可贵的生命智慧和深刻思考。注释:
①社会学者冷纳(DanielLerner)在“传统者”与“现代人”之间,设定了“过渡人”这个概念,用以指称转型期社会的人。由于“过渡人”生活在“双重价值系统”中,所以常会遭遇到价值的困窘”,在心理上他对“新”的与“旧”的有一种移情感,同时又对“新”的与“旧”的有一种迎拒之情。参见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下转第115页)
“‘关的物体都以方形为主。汉字也是追求外在形体与内部结构的稳定性的,这一点由运用“田”字格训练写字的传统做法可以看出。应该说,汉字定形为方块型确实受到了“天圆宇宙观的内在启示和深刻影响。地方”
汉字书写中轻重急徐的韵致、动静相生的意趣、黑白空间的相映、平面立体的转换、部件组合的规则、版面布局的要求乃至汉字表意的特点,不知成就了多少著名的书法艺术大家。春歌先生创作了独树一帜的书法文字表现形式《藏字文》。《藏字文》以其字中藏字、字中叠字、字中有意、意味深长等特点展示着我国汉字文化的博大精深和无穷魅力,使中国书法艺术平添无限奇彩,在中华文化与外族文化的交流方面起到了独特而积极的作用,赢得了海内外一片赞誉之声,并获得了国家的专利。
在汉字的基础上,已经衍生出相关的设计艺术、雕刻艺术、诗文艺术(藏头诗、联边联、联边诗、宝塔诗)等,也已衍生出相关的碑帖文化、印章文化、姓氏文化、娱乐文化(灯谜、字谜、析字、测字、舍字)等;汉字的活用还形成了特色独“福”字的倒贴、逢年过节多用的剪贴字具的民俗风情,如春节家中必备的两样菜———鱼(余)和豆腐(富)“,箸”须画、
用成“筷”“牛舌头”,须说成“牛赚头”等等。
在宗教哲学方面,《周易》、《列子》、《老子》、《论语》、《庄子》、《墨经》、《淮南子》等著作论说系统、令人警醒;在政治历史方面,《春秋》、《左传》、《国语》、《吕氏春秋》、《战国策》、《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著作史料丰富、价值非凡;在军事理论方面,《孙子兵法》、《吴子》、《尉缭子》、《六韬》、《三、《武经总要》、《将苑》等著作见解深刻、启人心智;在思略》
想教育方面,《论语》、《孟子》、《学记》、《中庸》、《劝学》、《师说》、《原教》等著作清心醒目、振聋发聩;在文学艺术方面,《文心雕龙》、《典论论文》、《文赋》、《诗品》、《艺概》、《人间词话》、《闲情偶寄》,《楚辞》、《四书》、《五经》、《古文观止》以及宋词、戏曲和小说,正可谓多如繁星,不好一一名说的唐诗、
美不胜收。其中的《论语》既是儒家哲学思想的开山之作,也是孔子治国主张的具体阐释,还是孔门教育思想的生动体现。《诸子集成》、《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更可看作包罗万象的百科全书。至于近现代的理论著述、报章杂志、文艺作品、音像资料等,那就更是难以数计了。这些用表意的汉字记录传承的知识宝典、文化精华,不管何时,都(上接第106页)社,1999年版,第77页。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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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文化财富。
汉字不仅承载了如此厚重的华夏文化,而且表现出简明高效、超越时空的独特优势,华夏文化自然会对表意的汉字给予特别的青睐,自然希望汉字能够继续履行传承华夏对于社会的发展演变来说,惯性规律和必文化的神圣使命。
然趋势一向会起关键作用,它会使自己沿着既定的轨道继续前行。如果有人强行将汉字变成面目全非的表音文字,那么中国历史和华夏文明是绝对不会答应的。如果我们的子孙后代都不能直接阅读用表意的汉字所书写的文献资料了,那么他们还怎能很好地继承和弘扬博大精深的华夏文化呢?如果将那些无计其数的文献资料用表音文字重写一遍的话,那么如此浩大的文化工程没有几代人的持续努力能够完成吗?如果要我们数代的民族精英都去做抄译文献“移山”“愚公”,那么我们的华夏民族可就真要变得资料的
“愚不可及”喽!因此我们认为,强改汉字为表音文字的路子,是根本走不通的。
文字说到底也就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辅助性交际工文化成具,汉字自然也是。政治权力的掌握者是它的主人,果的传播者是它的主人,这两位主人都对表意的汉字特别汉字能够沿用至今、长盛不衰,这基本上是青睐,特别倚重。由主人安排的,任何个人都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彻底改变汉字的命运。再者,汉字既然已将自己的生命融汇于华夏文明之中,或者说,华夏文明已将汉字作为自己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么,汉字能够从华夏文明中分离出来,另寻他途,走上告别华夏文明的另一条完全陌生的道路吗?种种情况维护汉无不说明,改革汉字只能走尊重汉字的历史和命运、字的属性和职能的道路,不能走与此完全相悖的道路。我们只有运用科学发展观,创新思路,另辟蹊径,我们才可能将汉字改革得更加完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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